▎卷首语

001 向新而行 向阳而生 赵海娟

▎聚焦城市更新“路线图”

005 进一步发挥城市更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拉动效应 

——访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 本刊记者 杜悦英

011 紧扣“六个坚持” 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 赵 峥

018 我国城市更新数据建设的现状与推进路径 黄 瑜 吴建钦

025 对构建城市更新社会价值评估体系的建议 周 静 倪 砼

▎新质生产力观察

031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政策 韩 祺

039 长三角地区协同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对策建议 陈家和 谢 天 吴一平

▎宏观

044 “人工智能+”助力消费提质扩容 沈 鹏

▎世界

049 美国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做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赵妤婕 夏英非 段虎才

▎产业

056 中国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之路 吴鹏飞

063 金融纾困肉牛、奶牛产业的宁夏实践 张国法

069 破除堵点难点 打通创新药“最后一公里” 王 婧

074 “低空经济+智慧物流”：驱动物流行业新发展 李文康 陈柳钦

▎社会

081 协同推进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谢秋山 邵圣烊

▎城市观察

086 雄安新区创新发展的战略维度与实施路径 赵 峥 文艺璇 宋 涛

▎智库论坛

093 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省保障粮食安全的思考 周竹君 郝晓燕

098 政策性金融赋能沿边陆路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 刘 康

103 高职院校数智化人才培养实践 中国新高教集团、贵州工商职业学院联合调研组

▎智库书房

109 我国发展低空经济的基础和优势 金 伟 姜洪涛 郑 华 薛傅龙

115 浙江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的思考与展望 李 昊

123 把握数字化机遇 重构跨境电商 王 维

▎献策“十五五”主题征文启事

▎“两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主题征文启事

● 影像

封面：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并作主旨发言

当地时间6月17日下午，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在阿斯塔纳独立宫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主持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出席。这是习近平发表题为《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推动地区合作高质量发展》的主旨发言。（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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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观察》由新利18平台主管、18luck苹果客户端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全球视角和历史维度深度观察中国发展的综合性月刊，开设有中国高质量发展样本观察、新质生产力观察、战略、宏观、区域、世界、社会、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获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2020、2021年度经济学最受欢迎期刊”，组文连续六届入选中宣部出版局“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连续七届入选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精品期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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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已行至中途，盘点上半年我国经济的表现，“向新而行，向阳而生”或许最为合适。在大风大浪中，向新而行，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强劲韧性稳立潮头；在遏制打压中，应变克难，激发各领域的“向新力”，向阳而生。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当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二之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引下，我国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6月24日，国务院关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的报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日益显现。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在2024年全球科技集群排名中均居前五位。2024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2.2%，出口额超过1.1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时，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10%左右。此外，绿色低碳发展纵深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加快转型。2024年，单位GDP能耗降幅超过3%，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输送绿电超4000亿千瓦时。

今年以来，我国各领域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尽管外部环境愈发复杂，但在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支撑下，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以向优向新的“超预期”表现逐步赢得市场的肯定和信心。

今年上半年，我国高端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产业等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有力促进了产业转型以及经济平稳运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5月份，我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1%，明显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产量分别增长31.7%和27.8%，持续保持高速增长。1至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科技前沿领域实现突破，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断显现。1至5月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2%，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增加值增长26.8%。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应用推动智能化产品加快落地，5月份，工业机器人制造、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3.2%和28.3%，反映“人工智能＋”行动深入推进，具身智能等商业化进程加快。

一组组亮眼数据，记录着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而一项项创新政策，则是激发新质生产力澎湃活力的源头。202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列入十大重点任务，并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等方面进行了重点部署。4月25日，在外部冲击影响加大背景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并部署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创新推出债券市场的“科技板”、加快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等。6月1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 增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意见》，有针对性地改革优化科创板发行上市等制度，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金融服务，推动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入格局，更大力度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我国经济“进”的动能持续增强。正如李强总理在202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所说，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动力，源自于向新向上的不懈追求。多年来，中国一直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促进科技迭代的成功之路。也正因此，当下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势头愈加明显；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超前布局；外贸含“新”量不断上升，更多高科技属性的新产品加速出海。

“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下一步，我们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推动中国经济向阳而生。卷首语刊发于《中国发展观察》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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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两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为了进一步深入学习“两山”理念，不断深化认识、丰富理论、指导实践，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两山”理念实践路径，持续扩大“两山”理念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特开展“两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主题征文活动。

来稿内容须围绕“两山”理念展开，具体题目不限，文章字数4000—6000字。征文活动从即日起开始，截稿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我们将组织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对来稿进行评审，并择优在《中国发展观察》杂志及相关新媒体平台刊发。

欢迎各界踊跃来稿！

来稿邮箱：chinado@guoyancm.com

联系人：杜老师

联系电话：010-68352880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部

2025年6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特开展献策“十五五”主题征文活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真知灼见，助力规划编制更贴近民生、更符合实际、更具前瞻性。

一、征文主题

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向：

1.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4. 扩大内需战略

5.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6.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7. 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8. 优化区域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9. 加强民生保障，教育提质、健康中国、住房、就业、收入分配机制等

10.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数据安全等

二、征文要求

1. 征文须是原创、尚未公开发表的中文作品，且符合征文的定位和主题，字数在6000—8000字。

2. 征文截止日期：2025年9月30日

投稿论文请务必在征文截止日期前发送至邮箱chinado@guoyancm.com，所有投稿文章将会收到回复确认。若未收到确认邮件，请及时通过电话方式联系。

（1）邮件主题请注明“献策‘十五五’主题征文”。

（2）附件文件名请采用“第一作者姓名+单位+文章名称”样式。

（3）作者信息（姓名、工作单位、通信地址、联系电话、电子信箱等）请列于与正文独立的首页。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老师

联系电话：010-68352880

邮箱：chinado@guoyancm.com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部

2025年6月

关键词：核聚变；商业化；核法律体系；国际合作

20世纪50年代起，全球科研人员投身于被誉为“人造太阳”的探索之旅——可控核聚变发展之路，试图将蕴藏于原子核深处的万亿能量转化为永续的清洁能源。核聚变技术因其巨大的能量潜力、近乎无限的燃料供应以及零碳排放的特性，被视为破解当前全球能源困局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终极答案”。如今，随着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项目的稳步推进、美国国家点火装置（NIF）在激光点火技术上的突破，以及中国“人造太阳”EAST屡创高温等离子体运行纪录，人类距离实现可控核聚变这一终极能源梦想已不再遥远。然而，核聚变技术的商业化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材料耐受性、氚燃料循环和工程设计复杂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全球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各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国际间的深度合作。

一、核聚变的科学原理与潜力

核聚变是指将轻原子核（如氘、氚）在超高温高压下融合，释放出巨大能量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太阳内部的能量产生机制类似，因此核聚变也被称为“人造太阳”。

核聚变具有显著的优势。与水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相比，核能以其良好的经济性和环境友好性具有其他能源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成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能源。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聚变堆对环境友好。核聚变不会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因此，与核裂变一起，可以作为一种低碳能源在未来发挥减缓气候变化的作用。另外，聚变堆发电不会产生长寿命、高放射性的废物，其在减轻核电站废物管理压力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对环境的保护。其次，聚变堆具有更优的经济性。聚变堆相较于热堆与快堆，满足全球一次能源消耗仅需消耗一个标准泳池的重水，其重水的消耗量远少于包含热堆和快堆在内的裂变电站，经济性更显著。再次，聚变堆的安全性更高。聚变堆的运行条件极为苛刻，达成聚变反应的条件缺一不可，某一条件不满足即会终止反应，不存在失控和熔毁风险。最后，聚变堆的燃料来源更加丰富。热堆与快堆的反应主要原料来自于天然铀，其中热堆能够利用0.7%左右的天然铀，快堆相较热堆资源利用率有所上升，能够利用99.3%左右的天然铀，二者分别被认为能够解决百年尺度及千年尺度的能源问题，而聚变堆的反应主要原料氘大量存在于海洋中，粗略估计可供人类使用百亿年，或将解决未来能源问题。

核聚变的潜力巨大，核聚变衍生产业链可能催生出万亿级市场，包括高温超导材料、氘-锂增殖技术、聚变中子源等领域。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核聚变能的永续性将重塑国际能源秩序，推动人类迈向可持续文明。

二、核聚变发展新动向

核聚变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当时科学家们首次提出了通过磁场约束等离子体实现核聚变的理论。1958年，苏联科学家发明了托卡马克装置，开启了磁约束聚变研究的新纪元。此后，各国纷纷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核聚变研究。

（一）全球各国对聚变堆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

核聚变研究近年来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并且获得的重视程度仍在不断上升。世界上主要核国家近年来均发布了有关聚变堆发展的战略。如美国于2022年举办了聚变峰会，宣布未来十年为聚变能发展的关键期，将推动多方制定与实施聚变能发展战略。2024年6月，美国发布了《聚变能源战略2024》，计划加大资金投入支持聚变能研究，推动聚变能商业化发展。英国在2021年、2023年分别发布了两个聚变能国家战略报告，在提出未来几十年英国聚变堆发展的政策与目标的同时，制定了将要在基础设施、科研人才、投资等多方面推动英国聚变堆发展的未来计划。日本于2023年4月通过了旨在推动聚变能发展的国家战略，其将在未来通过组建聚变产业理事会、加速企业界与学术界的合作、加强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在日本国内建立一个推动聚变堆发展的新产业，以此来解决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我国国务院国资委启动实施未来产业启航行动，明确表示可控核聚变领域为未来能源的重要方向。由此可见，聚变堆受各国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未来，聚变堆的发展潜力巨大，在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中将起到关键作用。

（二）核聚变技术发展与全球协作

核聚变研究已跨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科学使命。发展聚变堆技术，不仅对解决各国国内能源问题意义重大，在国际合作领域也影响深远。当下，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远的国际合作项目，当数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

ITER项目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核聚变研究合作项目，汇集了全球顶尖的科研力量，旨在模拟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过程，探索受控核聚变技术商业化可行性。该项目于二十世纪末期被提出，后于2007年10月24日成立ITER国际组织，ITER组织成员方包括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正在合作建设这个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托卡马克，即现有的实现可控核聚变最具现实性的装置。这些国家和地区将开展长达数十年、耗资超过百亿美元的合作，共同建造和运行ITER实验装置，推动核聚变技术迈向可以设计示范核聚变反应堆的阶段。ITER项目在以合作方式促进全球聚变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为各个国家自主研究聚变堆奠定了基础，推动了聚变堆技术在各国范围内更好的发展。

除此之外，国际范围内也有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及计划，如在2023年召开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美国宣布其将推出聚变能源国际参与计划，推动聚变能源发展的国际合作，加快聚变堆商业化进程。

中国承担了ITER装置近10%的采购包研制任务，包括磁体支撑系统、磁体馈线系统、电源系统等核心部件。2024年2月，ITER组织与中核集团中核工程公司牵头的中法联合体签署了真空室模块组装合同。ITER组织总干事彼得罗·巴拉巴斯基称赞，中国在“人造太阳”计划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合作的同时，中国的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也持续取得重大科研突破，并于2023年年底面向全球开放。2024年首轮国际联合实验，就吸引了包括法国原子能委员会、日本京都大学等全球17家机构、科研院所和高校参与。

（三）聚变堆商业化进程加速

由于聚变堆能源潜力大并且对环境十分友好，被认为是“终极能源”，是能源问题的重要解决途径，一旦能够实现聚变堆的商业化，将会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实现聚变堆的商业化是聚变技术发展的重要目标。尽管离实现商业化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就目前聚变堆技术、市场及投资的现状来看，聚变堆的商业化进程仍在不断加速。

首先，在技术方面，近年来聚变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发展已经为聚变商业化奠定了技术基础。近年来聚变技术难题不断突破，多国研究发展频创纪录，ITER等国际技术合作项目有序进行，新技术带来更多聚变商业化机遇，加速了聚变堆商业化的进程。2025年5月，ITER项目完成了“电磁心脏”——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的全部组件建造，这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次，在市场方面，打造适合聚变堆发展的市场在商业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合作局面下，已有计划提出并推动建立全球供应链、制定标准的共同框架、建设相关行业机构以及推动跨国公司成立等一系列活动，有希望打造高价值的全球市场。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将聚变能纳入清洁能源税收抵免范畴。K-DEMO（韩国示范聚变堆）、印度SST-2（稳态托卡马克2号）等区域项目彰显了新兴经济体的雄心。

再次，在投资方面，世界范围内各国对聚变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政策的支持带来了大量的国家资金投入与国家支持项目，与此同时，聚变领域的民营投资也在不断增多。在聚变工业协会（FIA）发布的《2024年全球聚变行业报告》中显示，投资者对于聚变行业的投资在不断增长。2024年全球投资资金总额进一步上升至71亿美元。1992—2022年，全球范围内共创立了43家聚变公司，仅2022年一年之中就成立9家，截至2024年，全球已有至少45家商业化聚变公司，数量仍在不断增长。但从公共资金的投入方向来看，各国政府的聚变发展方式有所转变，即有更多的公共资金投入了私人聚变公司，2024年来自政府的公共投资的资金已达到4.26亿美元，较2023年上涨已经超过了50%，在体现了各国政府对于聚变堆发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反映了民营企业和国家共同发力的局面。

聚变堆商业化作为聚变技术发展的重要目标与人类能源问题的重要解决途径，具有极为重要的商业价值，全世界范围内均对聚变堆商业化抱有极大的期待。

（四）核聚变技术相关政策与制度保障逐渐完善

在聚变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对聚变技术进行政策保障与制度调整也逐渐受到各国的关注。在监管体系的建构方面，部分国家将独立建设聚变堆监管体系作为保障的重要方向，认为沿用裂变堆已有体系并不合理。英国正在不断地建设可适用于聚变的监管制度，于2021年发布了《迈向聚变能源：英国政府关于聚变能监管框架的建议》，涵盖了聚变发展过程中职业与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项目批准条件、第三方责任、放射性废物管理等多方面内容。英国为建设更加适合聚变堆发展的监管体系，在2023年《能源法》中明确规定，1965年《核装置法》并不适用于聚变堆。美国为更好地发展聚变堆，占据全球商业核聚变的领先地位，也推进对聚变监管制度的建设。美国核管会在2022年发布的《核聚变能系统的许可和监管白皮书》（草案）中介绍了多种不同的监管框架以供选择，为未来的监管工作发展作参考。2024年通过的《聚变能法案》，进一步明确将核聚变能的监管与传统核裂变能的监管永久性分离。

我国政府相继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及《“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推进可控核聚变技术研究。在《原子能法》二审稿中，也增加了国家鼓励支持受控热核聚变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建立符合其特点、促进其应用的监督管理制度。体现了国家对核聚变科研和应用的前瞻性、长期性政策支持。

各国在推动本国国内制度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寻求国际合作，希望能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共同准则，实现协调监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并建立技术保护和激励措施，防止掠夺性经济行为，以此创造安全的聚变堆发展环境，并以国际合作的形式，推动本国监督管理机构能力建设。

三、中国作为：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在全球核聚变研究诞生之时，中国科学家就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与国际基本同步。中国核聚变的发展经历了从跟随学习到自主创新，再到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全过程。目前，中国在核聚变的研究方面已经走在国际前列，具有引领全球核聚变发展的潜力。

2006年，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EAST）成功实现首次放电，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非圆截面的托卡马克装置，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核聚变实验装置的国家之一。2025年最新数据显示，EAST已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持续运行1066秒，这项突破使得磁约束技术的工程可行性得到实质性验证。

近几年，中国可控核聚变研究持续推进。中国正计划建设的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旨在搭建一个中等规模的聚变反应堆，填补EAST与ITER之间的空白，并进一步推进实现商业热核聚变的目标。2023年12月，以“核力启航聚变未来”为主题的可控核聚变未来产业推进会在成都召开，由25家央企、科研院所、高校等组成的可控核聚变创新联合体正式宣布成立。国务院国资委启动实施未来产业启航行动，明确可控核聚变领域为未来能源的重要方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在促进核聚变商业化进程、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加强国际合作等领域持续发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清洁动能。

一是加快推进聚变堆商业化进程。聚变研究和投资转化为可行的商业是成功的关键。聚变堆发展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各类市场主体需对技术动向保持高度敏锐力，做好“两个关注”。一方面，关注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内在的需求牵引，融合人工智能、新材料、新业态等找准产业升级转型的切入点。另一方面，关注新兴投资模式的形成。传统的能源技术攻关和示范项目建设普遍以政府财力支持和国有企业具体承担为主，但在可控核聚变领域，国内外均出现了风险投资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和大学捐赠基金等各类投资主体积极参与的现象，产业链多个环节上民间资本的投资总额已超过政府投资，成为聚变能源技术探索的关键推动力，应加强引导和利用。

二是完善能够完全适用于聚变堆的核法律体系。聚变堆作为颠覆性核能技术，对于我国核能产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需构建完善的内外部法制环境对其进行监管和规制以促进其安全发展。国际社会在聚变堆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方面已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对于符合我国国情及适合目前聚变堆发展现状的相关法律可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聚变堆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制定的安全标准同样适用于聚变堆的设计安全、运行安全、废物管理、辐射防护等多个方面。我国可以参考国际经验，结合自身国情，制定我国的聚变堆标准和监管要求。同时，中国作为核聚变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应积极参与国际核聚变法规标准的制定，推动形成国际共识，确保聚变堆的安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三是加强国际合作打造聚变堆产业化格局。随着聚变能源技术的不断进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聚变堆的商业化应用将是未来能源革命的重要方向。聚变能源以其清洁、高效、安全的特点，被视为解决全球能源需求和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为了加速推进聚变堆从实验室研究向商业化应用的转变，我国必须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造聚变堆产业化格局。

在全球范围内，聚变能源研究涉及众多学科和技术领域，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独立完成。因此，我国应积极与世界各国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享科研资源，开展专业领域的合作，联合攻关聚变堆技术的关键难题，推动聚变堆技术的快速突破，形成良性高效的核聚变产业发展格局，提升中国在核聚变领域的影响力。

本文刊发于《新经济导刊》2025年第5期。

《新经济导刊》是新利18平台主管的学术型智库期刊，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该期刊以洞悉全球经济变革和创新趋势为宗旨，关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依托国家高端智库的优势，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研究、政策解读、理念传播、学术交流等智力服务，促进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

第一，建立健全我国核法律体系，根据聚变堆的安全理念和特性及实践要求对现行核法律体系进行修订与完善。我国现存的核法律体系是基于核裂变技术的研究及工业化实践而不断完善的，聚变堆与裂变堆在反应性控制、放射性源项、衰变余热、放射性废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目前的核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对于聚变堆的发展难以直接反映相关安全理念、技术指导和技术要求。聚变堆也需要注意循环过程中的核安全问题。故应当着手分析现行核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适用对象及特点，参考现实技术情况，判断相关标准是否适合聚变堆的发展要求与监管要求。完善核法律体系有助于保障聚变堆的安全发展。202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二条所界定的原子能包含聚变。建议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具有权威性的聚变堆安全标准，结合我国目前聚变堆发展现状，完善我国聚变堆安全法律体系，加强与国际组织交流合作，提升聚变堆技术研发水平，促进国内法与国际法规标准对接。

第二，我国应完善相关监督机制，以适应聚变堆与核聚变技术发展。有效的监督机制是确保法律法规得以实施的关键。我国应积极协调监管框架，为聚变能创造安全环境。在核技术与核燃料方面，需要在安全、安保等最高标准的监管之下，及时更新并完善安全标准和技术规范，对核聚变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管，与国际监管相互协调，明确聚变开发所必需的关键技术、制造能力和基础设施，制定与核聚变技术、聚变堆现实需求相适应的监督机制，发挥监管机制的监督协调作用。在监督管理能力建设方面，明确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各监管部门的协作，建立统一协调的监管机制、严格的监督问责制度，提升核聚变监管审批效率，确保监管工作的严肃性和有效性。聚变堆监管技术的创新与发展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因此需要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定期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加大对监管技术研发的投入，力争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安全隐患，制定合适的应急预案。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4FXB002）：《核能新技术发展：社会效益、风险及我国法律规制路径》阶段性成果】

（刘久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完整版刊发于《新经济导刊》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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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出口；高质量发展；路径和方向

2024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突破7.5万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首次跨上1万亿美元新台阶；其中服务出口增速达18.2%，成为稳外贸、促平衡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金融服务出口下滑、知识密集型服务增速放缓、海外商业存在服务受压等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本报告基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课题组开发编制的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CSTDI：China Service Trade Development Index），系统分析2024年服务出口的核心特征、积极影响与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际经验与国内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课题组认为，通过深化开放、强化创新、优化结构，中国服务出口有望在复杂环境中保持较快增长，为稳外贸、促增长和调结构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2024 年我国服务出口发展的主要亮点

中国服务出口发展综合指数是全面反映我国服务出口规模增长、结构优化、贸易平衡、国际影响力、宏观经济效应等发展质量水平动态变化的综合性指标。利用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发布的统计数据（FATS）的测算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服务出口发展综合指数达到113.0%，超过2023年的101.1%，是2020年以来的最好水平，服务出口发展综合水平明显提升。具体来看，各类成分指数展现了服务出口具有的以下突出特点。

（一）服务出口贸易实现强劲增长

服务出口行业发展指数是综合反映服务出口全行业和分行业贸易额动态变化的评价指标。2023年，我国服务出口全行业发展指数仅为94.2%，即出口额同比下降了5.8%。2024年，这一指数达到118.2%，增幅显著扩大，也是5年来的最高增长水平。另外，以2019年为基期的2024年指数值达到162.3%，这表明服务出口疫后复苏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12大类行业中，旅行、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发展指数分别达到256.8%、138.3%和130.7%，升幅排序居前三位，对总体服务出口由2023年的下降转为大幅度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2024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入境免签和放宽过境旅客停留时限等单边开放，加大力度改善外籍人士在华旅游、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对促进旅行服务出口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以海南自贸港为例，其恢复59国入境免签政策后，2024年外国人入境游客同比增长1.33倍，国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36倍。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主要受益于短视频、游戏等数字内容出口的带动。例如，字节跳动旗下短视频平台TikTok在欧美市场用户规模突破5亿，通过本地化运营和广告分成模式，带动数字内容出口收入增长45%，成为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的重要支柱。运输服务出口激增则主要受我国货物贸易增长加快和国际旅游运输需求增长的拉动。

（二）服务出口贸易逆差平衡能力进一步增强

根据国际收支统计测算的服务出口贸易平衡能力提升指数主要反映出口规模占进口比例动态变化。我国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逆差，一般来说出口规模小于进口，出口相对于进口的比例上升则意味着平衡逆差的能力提高。2024年中国服务出口贸易平衡能力提升指数达到102.5%，出口发展速度快于进口并且实际规模与进口之间的差距缩小，平衡贸易逆差的能力有所提升，扭转了2023年大幅度下降趋势。据实际测算，2024年服务出口规模相当于当年进口规模的62.6%，比2023年提升了1.5个百分点。服务出口增速快于进口是贸易平衡能力有所提升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显示，受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和中国通胀率水平偏低等因素叠加影响，2024年我国综合实际有效汇率持续下行，和2020年比目前已跌至92%以下水平。人民币有效汇率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升出口、抑制进口增长产生了影响。分行业看，旅行、运输、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等项目收支平衡能力提升指数超过100%，出口相对于进口比例均明显上升，展现了数字赋能和文化出海对扩大服务出口的较强引领作用。尤其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行业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对于促进服务贸易收支逐步走向平衡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知识密集型行业服务出口发展持续向好

包括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等4类行业的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代表了新兴技术和创新型服务贸易发展的方向。2024年这类服务出口保持了近年来持续稳定发展态势，综合发展指数值达到110.0%，比2023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同期，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结构指数为93.0%，在服务出口中比重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并继续实现了较大贸易顺差，成为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来源。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持续显现，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不断注入新动能。例如，华为云在拉美市场推出定制化企业解决方案，2024年营收同比增长60%，其本地化服务覆盖率达70%，客户满意度提升至95%。

（四）服务出口成为我国文化出海的重要载体

旅行和文化娱乐、公共服务贸易是国际人文交流活动的主要形式，也是各国文化融合的重要载体。我国相关领域服务贸易继2023年强劲复苏之后，2024年又取得了新的成效。测算结果显示，2024年服务出口人文发展指数值是231.7%，结构指数值为196.0%，即人文活动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31.7%，在全部服务出口中比重提高了96.0%，发展水平和在服务出口中的重要性大幅度提高。分具体行业来看，旅行、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占比上升，成为推动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主要形式，入境签证单边开放和内容服务平台建设为文化走出去不断注入强劲动能。

（五）商业物流服务出口触底回升趋势明显

其他商业服务和运输服务都是服务出口大项，既受货物贸易动向左右，又是影响总体服务出口变化方向的较大因素，二者合计占服务出口的近50%。测算结果显示，2024年商业物流服务出口发展指数达到119.0%，比2023年提高37.0个百分点，在服务出口中占比略有上升，对扭转服务出口总体下降局面产生了较大作用。分行业来看，运输服务出口由负转正的拉升效果更为明显，背后存在我国货物贸易回升和旅客运输需求大幅度上升因素的影响。2024年，我国国际航班运力恢复至疫前水平的78%，仍存在22%的缺口。

（六）生活性服务出口增长加快

根据OECD分类标准，生产性服务是指为制造业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如物流、金融），生活性服务则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如旅游、文娱）。目前公布的服务贸易统计无法支撑准确细分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的需要。课题组大致将保险和养老金、旅行、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定义为生活性服务贸易，其他行业归入生产性服务贸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指数测算。结果显示，2024年生活性服务出口发展指数达到177.5%，延续了2023年强劲复苏态势，增幅相当于同期服务出口平均水平的4.3倍，显著好于2020–2022年期间持续下降态势。受其影响，2024年生活性服务出口结构指数达到150.1%。由于旅行、个人、文化娱乐服务疫后复苏的强劲带动，生活性服务贸易成为引领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对于促进国内消费型服务业发展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服务出口对经济社会的多维贡献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表明，2024年服务出口对实现我国稳外贸、保平衡、促增长目标发挥了以下积极作用。

（一）缓解国际收支失衡压力

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1.3万亿元，比2022年扩大2.3倍；服务贸易失衡率提高到18.3%，2024年上半年失衡率进一步扩大至24%，服务贸易失衡扩大压力持续上升。2024年下半年以来，在更加积极宏观经济政策和稳外贸措施影响下，服务出口加快增长，并明显超过进口，导致全年服务贸易逆差比上年仅增加了1587亿元，比上年少增7175亿元，贸易逆差指数缩减了1.1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失衡持续扩大趋势有所改善。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国际收支表显示，2024年1–3季度，我国金融账户逆差增加了6794亿元，增长57.5%。其中直接投资逆差增加了2838亿元，扩大34.2%，对同期国际收支总体平衡带来了较大压力。在这一背景下，服务贸易逆差规模扩大趋势放缓，对于缓解国际收支失衡压力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二）为跨境贸易发展注入新动能

服务出口是对外贸易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部出口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测算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服务出口的外贸总出口（货物贸易出口+服务贸易出口）发展贡献指数达到108.2%，比2023年提升4.5个百分点，意味着同期服务出口占总出口比重提高了8.2%，服务出口对总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扩大，稳外贸成效凸显。除此之外，运输、维护和维修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也为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货物贸易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促增长作用逐步显现

按FATS（Foreign Affiliates Trade in Services，指通过境外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贸易）统计口径的服务出口包括中国企业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以商业存在方式为东道国提供的服务价值，与以国民原则为基础统计的国民收入统计口径相同。因此，考察FATS统计口径服务出口的经济贡献，应当从国民总收入的服务出口依存度入手。测算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服务出口的国民收入贡献指数达到113.3%，即国民总收入的服务出口依存度提高了13.3%。比2023年水平高出23.5个百分点。另外，根据以2019年为基期的定基指数测算结果，与2019年相比，我国国民总收入的服务出口依存度累计上升了21.5%。由此可见服务出口增长对国民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按照名义值计算，2024年我国国民总收入的服务出口依存度为2.2%，和全球平均7%左右的水平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具有持续提升的空间。

（四）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指数测算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服务出口国际影响力指数达到110.7%，即服务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预计提高了10.7%左右，扭转了2023年较大幅度下降趋势，对增强中国服务出口的国际影响力产生了较大推动作用。2024年我国企业推出的《黑神话：悟空》游戏软件，以我国传统神话故事为原型，结合千年古寺场景的情节设计，吸引数千万国际玩家追捧，其全球下载量突破5000万次，用户覆盖120个国家，传统文化借助数字技术出海获得巨大成功；字节跳动、小红书等互联网平台国际注册量大幅度增加。这些以互联网、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服务出口，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窗口和载体，中国经济软实力和中国文化全球影响力明显上升。

三、服务出口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与深层动因

目前，我国服务出口总体规模偏小、高端服务业支撑不足、全球市场份额有限等短板尚未得到明显改善，结构性发展失衡问题依然突出，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和关注。

（一）金融行业服务出口下降压力持续加大

金融行业服务出口是服务贸易中的高端领域，对于跨境产业活动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测算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金融行业服务出口发展指数和结构指数分别仅为52.1%、61.7%，行业服务出口规模和占比均出现大幅度下降，在各项分类发展指数中最低。分具体行业来看，保险和养老金服务出口降幅近六成；金融服务出口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包括这两类项目在内的金融行业服务出口占全部服务出口的比重也由2019年的3.1%下降到2.1%的近年来最低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2024年全球市场需求疲软，经济增长低位徘徊，导致跨境投融资、贸易增长放缓，跨境融资、证券承销等金融服务的国际需求，即企业及个人对跨境保险、养老金配置的需求下降，依赖出口市场的再保险、海外商业保险等业务收缩；美欧地区高利率环境持续，国际资本回流，新兴国家资本流出压力加大，推升金融服务成本，我国在资产管理、跨境投资服务等领域对外金融服务能力受到挤压。

二是国内政策与监管调整。为防范金融风险，我国通过QDII/RQDII额度限制、反洗钱审查升级等措施加强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金融机构数据安全与合规压力进一步上升，海外业务拓展效率有所降低；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持续完善和加强，金融机构跨境数据传输成本增加，跨境保险核保、养老金账户管理服务响应速度下降；另外，国内养老金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建设尚在初期，国际竞争力不足，难以吸引海外客户；政策调整期可能暂缓对外合作项目。

三是国际市场竞争加剧。新加坡、香港、迪拜等国际金融中心通过税收优惠、宽松监管吸引跨国金融机构，分流了原本可能选择中国市场的客户；欧美在金融科技（如区块链结算、AI风控）和绿色金融产品上领先，我国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和国际标准接轨方面滞后，出口竞争力下降。

四是地缘政治与信任壁垒。中美博弈持续加剧，美国对中资金融机构的制裁，部分国家客户转向“去中国化”策略，回避与中国金融机构合作；金融监管的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现象增多，欧美国家对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移动支付、金融数据服务设置市场准入壁垒，抑制了服务出口增长。

五是国内行业自身实力亟待提升。如产品创新能力不足，跨境长期护理保险、ESG主题养老金等产品缺乏针对国际客户需求的定制化服务；应对国际业务面临汇率波动、主权债务违约等风险的能力有待于持续提升，部分中资金融机构风控体系不完善，拖累海外业务，导致其规模收缩。

（二）新兴行业服务出口占比有所下降

不断提升包括金融、保险、电信、知识产权、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娱乐等在内的新兴服务行业占比是服务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目标。从2024年的实际表现来看，新兴行业发展综合指数值达到107.5%，说明新兴服务行业出口继续保持了稳定增长，对提升我国服务出口质量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其发展指数值低于同期全行业发展水平，新兴行业结构指数仅达到90.9%，即在全部出口中占比下降了8.1%，和结构升级目标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旅行、运输等传统服务出口快速增长和比重上升，部分挤压了新兴行业的份额。其次也和高端领域国际竞争加剧、美欧技术封锁和国内产业实力不够强等因素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一是全球市场需求增长放缓。受经济复苏乏力、行业周期性调整等因素影响，企业被迫缩减IT支出，软件外包、云计算、数字解决方案等需求下降；高通胀和债务压力也抑制了对高端技术服务的采购。

二是数字交付领域国际竞争加剧。由于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加快崛起，凭借更低的人力成本和政策优惠，进一步抢占全球软件外包、数据处理等市场份额，我国的成本优势有所弱化。如印度2023年信息服务业出口额已超1900亿美元，对中国形成直接竞争；又如，印度Infosys公司凭借低成本优势，2024年承接全球IT外包订单超200亿美元，挤压中国企业在欧美市场的份额，导致中国数字交付服务出口增速放缓。

三是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标准、数据本地化政策限制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准入。如欧盟颁布了《数字市场法案》，提高合规成本，削弱中国企业的价格优势。

四是关键和核心技术创新存在瓶颈。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核心算法等领域多数依赖进口，高端服务出口附加值较低，难以应对国际市场需求升级。

五是国内政策合规压力上升。国内持续加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企业对投入更多资源满足合规要求的认识仍有不足，合规达标需要经历一定适应过程。

六是地缘政治因素干扰。美国封禁中国云服务商进入本国市场，进一步限制中国云计算、AI等领域企业开展海外业务。

（三）商业存在形态服务出口增长动力不足

根据WTO统计，商业存在形态服务占据全球五成以上份额，是服务出口中最具影响力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布局的不断拓展，商业形态服务出口也会加快增长，在我国服务出口中的重要地位将逐步提高。但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和这一预期存在一定差距。根据FATS和BOP两类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2020–2024年期间，我国按照FATS口径统计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持续低于或平于跨境服务出口（BOP统计核算）。受这一因素影响，2020–2024年商业存在形态服务出口结构指数始终徘徊在100%左右，中国企业的在岸和离岸服务出口增速之间并无太大差异，商业存在方式服务出口发展趋势未能达到和对外投资相近的预期水平。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这一现象可能和离岸服务统计方法等技术性因素存在一定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正在面临不断增多的挑战和阻力，加快发展离岸商业服务的风险和难度明显上升。

一是中国企业境外提供服务受当地市场需求影响较大，在近年来全球经济低迷背景下具有较多不确定性。

二是欧美等西方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针对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和商业活动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大量增加。如美国进一步强化外来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制度；又如，美国把大批中国企业纳入制裁名单，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海外开展正常投资和商业服务活动的合法权益。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2023年以来全球新增的各种保护主义措施达到历史新高，美国推出的此类措施500多项，位居全球第一，其中针对中国的居多。欧盟、日本和韩国等西方国家也在不断针对中国推出各类保护主义政策，海外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趋于严峻。例如，2024年，某中资银行因美国制裁被迫退出欧洲债券承销市场，导致金融服务出口额下降28%，凸显地缘政治对高端服务贸易的制约。

三是国内企业国际化能力尚存短板。部分企业国际化经验不足，在品牌认知、ESG标准、跨文化管理等方面存在短板，影响海外市场拓展效率。

（四）服务贸易收支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突出

通过扩大服务出口逐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规模有利于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缓解国内资本外流压力。如上所述，2024年服务出口增速明显大于进口，贸易收支平衡能力有所上升。但从出口规模相对于进口的比例来看，2024年仅为62.6%，距离基本平衡目标尚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结构性失衡问题较为突出。例如，在12大类行业中，旅行出口规模仅相当于同期进口的15.9%，保险和养老金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分别仅达到进口的17.1%和22.1%；另外，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政府服务、运输服务等行业贸易失衡压力仍然较大。总体来看，长期存在较大逆差仍然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如前所述国际经济环境、地缘政治冲突、国内监管政策等方面变化的影响，如保险和养老金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等项目，也有缺乏国际竞争力等长期因素的影响，如旅行、运输、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项目。

四、2025年服务出口发展趋势展望

2025年年初以来，美国滥施关税政策对现有国际经济环境和秩序造成巨大冲击，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国际贸易面临收缩风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22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值已经由年初的3.3%下调至2.8%。另一方面，根据世贸组织（WTO）4月16日发布的预测，受美国关税战冲击，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可能下降0.2%–1.5%。WTO报告认为，服务贸易增长也将受到关税战拖累，但总体来看影响有限，预计2025年仍然能够实现4.0%左右增长。基于这些判断，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将明显增加，但仍然存在保持稳定增长的条件和市场机会。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25年1–2月服务贸易部分统计数据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5年1–2月国际收支统计数据，我国FATS口径和BOP口径服务出口额同比分别保持了13.0%和12.1%两位数增长。课题组利用今年前2个月数据，对2025年全年服务出口各项发展指数进行了估算。预测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服务出口发展综合指数预计将达到111.6%，发展规模和质量水平继续保持稳定上升态势。从各项成分指数预测值来看，2025年服务出口预计将具有以下特点。

（一）一半以上行业服务出口将实现增长

估算结果显示，2025年服务出口行业发展指数预计达到113.0%，即全行业服务出口额将比2024年增长13.0%。分行业看，其中，旅行、个人文化和娱乐、运输、维护和维修、金融、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等7个行业指数值超过100%，预计全年有望实现不同程度增长。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服务出口在连续两年下降之后，2025年1–2月实现近2成正增长，预计全年将出现较强反弹，对提升服务出口增长水平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是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规模化落地。据报道，中国工商银行联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央行及金融机构，2025年1月正式推出并运营基于数字人民币（e-CNY）的“东盟数字贸易枢纽”跨境结算平台，为中国和东盟企业跨境数字人民币结算提供服务。截至2025年2月底，平台已吸引超过1.2万家东盟中小企业注册，处理跨境交易额达480亿元人民币，较2024年同期增长320%；中国工商银行通过收取0.1%的结算服务费及衍生金融产品（如汇率对冲、供应链融资），直接贡献金融服务出口收入约18亿元。

（二）服务出口的文化出海作用更加凸显

人文活动在服务出口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预计2025年服务出口人文发展指数和结构指数分别达到231.9%、205.2%，即出口额同比增长约1.32倍，占比提升1.05倍，均将超过2024年水平和2025年其他指数预测值，对我国服务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分行业看，单边开放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春节期间，全国外国人出入境人数达到98.2万人，同比增长22.9%；2025年1–2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4倍，预计全年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另外，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同期增长61.2%，在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爆发出一些新的亮点，预计全年会收获更多成果。例如，2025年春节国产动画电影《哪吒2》全球票房已突破158亿元，跻身全球票房前五，带动文化娱乐服务出口同比飙升；该片通过海外主流媒体平台同步发行，覆盖北美、东南亚等市场，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范例。

（三）商业物流服务出口预计延续上年较快增长态势

据测算，2025年商业物流服务出口发展指数预测值为120.1%，高于2024年水平，同期结构指数预计提高到106.3%，成为全年服务出口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分行业来看，运输服务出口预计全年增长近4成，占比提高20%左右。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统计计算，2025年1–2月，我国外贸总额（货物+服务）同比增长9.5%，拉升了运输服务需求增长。从全年来看，随着“关税战”不利影响逐步显现，货物贸易增速有可能逐步回落，运输服务需求增长将有所放缓。但根据世贸组织2025年4月16日发布的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展望报告，虽然中国对美出口由于美国大幅度加征关税影响严重下降，但中国面向其他市场出口仍然有可能保持4%左右增长，部分对冲美国关税冲击带来的损失。因此，2025年全年中国总体出口大幅度下降的可能性较小，仍然为运输等服务出口带来机会。

（四）服务出口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将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预测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服务出口的宏观经济贡献指数预计达到105.0%，服务出口对宏观经济发展的贡献将保持上升趋势。从成分指数来看，服务出口贸易平衡能力指数、外贸发展贡献指数、国民收入贡献指数预测值均在100%以上，服务出口发展将为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稳定外贸发展和提升国民收入服务出口依存度持续发挥积极作用。另外，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变化分析表明，在假定全球服务贸易实现4.0%（世贸组织预测）增长条件下，由于国际收支平衡能力、商业存在服务出口增长等因素影响，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会进一步上升，预计指数值将达到104.5%。

（五）服务出口结构升级成效可能低于预期

2025年以来，我国在DeepSeek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动画片《哪吒2》等高端领域创新的重大突破，对于促进个人文化娱乐、数字交付服务出口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和结构升级提供了强劲动力，但从整体来看，服务出口的结构升级尚未达到预期。结合1–2月实际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包括金融行业、知识产权密集型服务在内的高端行业服务出口发展指数预计为104.5%，继续保持增长，但由于增速小于全行业服务出口增速，结构指数预计仅为92.5%。服务出口结构升级效应有所下降。金融行业、知识密集型行业服务出口结构指数均小于100%是主要原因。如何促进保险和养老金、金融服务和包括数字贸易、其他商业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领域在内的知识密集型行业服务出口加快增长，成为实现整体结构升级目标的关键。另外，2025年1–2月，我国的加工服务、政府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保险和养老金服务、建筑服务等领域的服务出口同比下降，2025年全年发展态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可能会进一步加大生产性服务出口规模和比重下降压力，对此必须予以重视。

五、政策建议：深化改革与创新驱动

面对严峻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持续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是应对短期关税冲击、培育我国服务出口长期竞争优势的根本之策。

（一）深化制度型开放，培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新优势

一是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扩大现代服务业开放是增强服务业全球影响力的关键之策，是加快培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要举措。建议将压缩外商投资准入和服务贸易准入负面清单作为突破口，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建立多层次开放制度和政策体系。建议在海南自贸港实行CPTPP投资和服务贸易准入开放标准；在国内自贸试验区实行RCEP后过渡期投资准入和服务贸易准入标准体系；在国内一般区域实行自贸试验区现有投资和服务贸易准入开放标准。

二是深化国内服务贸易规制改革。规制改革的核心是清理各种贸易壁垒，构建高效有序、合理适度的监管体系，为企业开展国际业务活动提供便利环境。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实施跨境数据流动分级管理，助力商汤科技等企业向东南亚出口AI诊断服务，合规成本降低30%。建议全面复制和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成功经验，试点要素跨境流动“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模式，简化数字交付、金融服务等领域跨境数据流动审批流程，允许合规企业通过“白名单”机制快速通关。海南自贸港开展“数字保税区”制度创新试验，通过实行区域性数字特殊监管区制度，为打造数字跨境流动开放平台、促进来数加工和离岸数据中心积累了初步经验，建议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形成覆盖自贸港的数字跨境流动特殊区域，并在内地具备条件的自贸试验区逐步复制和推广，构建覆盖范围广泛的数字保税区网络，促进数字安全有序跨境流动制度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三是扩大金融双向开放。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金融开放水平是加快培育金融服务业国际化运营能力的有效路径。例如，中国工商银行发行首单中欧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50亿欧元，用于支持匈牙利光伏项目，提升了中国绿色金融国际影响力。建议借鉴这一案例的有益经验，通过放宽QDII/RQDII额度限制，支持中资机构参与国际绿色债券发行；探索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订金融监管互认协议，有利于降低合规壁垒，提升金融服务出口竞争力。

（二）强化创新驱动，抢占数字服务贸易制高点

一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力争有新突破。近期，我国企业在部分基础软件和操作系统领域取得领先于全球的创新成果，推动应用场景拓展积累学习效果和实战经验，对于提升技术服务出口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我国企业研发的统信UOS操作系统在东南亚政务市场占有率突破15%，替代Windows系统，带动基础软件出口增长20%。建议设立国家级数字服务创新基金，重点支持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研发；鼓励华为、阿里云等企业与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

二是加快培育数字服务贸易新业态。例如，蚂蚁链跨境贸易平台实现中欧企业信用证数字化，交易周期从7天缩短至1小时，服务费降低40%。建议通过建设“国际数字服务贸易示范区”，推动区块链技术在跨境支付、版权交易中的应用；支持跨境电商平台拓展B2B技术服务。

（三）优化结构布局，推动服务贸易均衡发展

一是重点扶持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例如，大疆创新向德国车企授权自动驾驶专利，2024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增长35%，占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建议对知识产权使用费、研发服务出口实行零税率；设立“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吸引跨国企业购买中国专利。

二是促进传统服务转型升级。中远海运通过数字化订舱系统，降低海运空箱率至8%，带动运输服务出口增速由负转正至12%。建议支持运输企业整合“物流+数字”服务，打造全球供应链管理平台；对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企业给予奖励。

（四）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地缘政治挑战

一是深化中国与南方国家服务贸易务实合作。2024年，中国与沙特合作建设首个海外云数据中心，服务覆盖中东地区2000家企业，年营收超10亿美元。建议与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推动5G、云计算等标准互认；建议设立“中国—中东欧文化贸易博览会”，扩大文化服务出口。

二是构建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中兴通讯通过国际仲裁成功驳回美国不当罚款，挽回损失3亿美元，为科技服务出口树立信心。建议在WTO框架下推动制定《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反对单边制裁；支持企业通过国际仲裁维护合法权益。

三是加强可持续发展领域服务贸易合作。2025年，中国电建与沙特签订首个海外“光热+光伏”综合能源项目，合同金额20亿美元，预计带动新能源技术服务出口增长25%，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新增长点。建议充分发挥我国在绿色和低碳技术领域创新优势，加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提供应用软件系统、技术、解决方案等服务，提升绿色和低碳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五）完善政策配套，夯实服务贸易发展基础

一是引导和支持企业为回避关税冲击采取合理灵活举措。美国实施高额关税政策以来，一些中小企业采取分拆输美商品的制造和服务业务并分别报关和结算。建议对企业合理的避税行为提供便利化监管服务和科学引导；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涉税配套政策，鼓励企业将部分附加在商品之上的服务逐步分离并独立运营，降低受日益增多关税等商品贸易壁垒影响的外部风险。

二是强化人才与品牌建设。例如，海尔智家通过本土化品牌战略，在欧洲高端家电市场占有率提升至8%，带动售后服务出口增长25%。建议实施“国际服务贸易领军人才计划”，培养跨文化管理、国际合规专业人才； 设立“中国服务”品牌认证体系，提升全球认知度。

三是健全服务贸易统计与评价体系。建议加快建立覆盖FATS（商业存在）与BOP（跨境服务）的全口径统计制度，定期发布细分行业和细分市场动态统计信息。建议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等行业组织定期发布《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报告》等行业报告，服务于企业决策和政府政策动态调整。

（作者为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新利18平台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原部长）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报告》2025年第10期。

《中国经济报告》是由新利18平台主管的以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半月刊，是18luck苹果客户端旗下4种期刊之一，致力于打造立足国内、面向全球的智库成果评价和发布平台。现设有封面专题、全局与战略、宏观经济、产业与公司、金融与资本、市场与区域、资源与环境、法治与管理、社会发展、世界经济、经济学家、智库研究、经济随笔等栏目。

《中国经济报告》是中国知网、万方、龙源、维普、超星等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扩展期刊；2020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学科期刊全文转载率第39名，转载量第45名，综合指数第45名；2022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TOP100海外排行第18位。

摘 要: 

在全球终极能源——核聚变的战略布局中，我国已构建起“国家战略引领—监管框架完善—资本协同支持—地方产业落地”的完整体系，核聚变能正加速从实验室迈向工程应用。在这场决定未来能源格局的竞赛中，无中子聚变技术因其潜在的安全性与燃料易获得性，被视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关键。新奥能源研究院开创性地选择氢硼聚变（p-B11）为技术路线，自主研发的“玄龙-50U”球形环装置成功实现百万安培（兆安）级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电流，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抢占了重要技术制高点。

作为中国聚变研发生态中迅速崛起的重要力量，这家源自清洁能源行业的企业，以颠覆性创新践行“让聚变之光普照大地”的理念，为国家能源战略贡献独特价值。《新经济导刊》特邀新奥能源研究院院长刘敏胜，深入探讨新奥聚变的创新探索与实践。

一、洞察全球趋势：聚变研发提速，前景与挑战并存

新经济导刊：当前，化石能源仍是全球能源供给主体，实现“碳中和”目标迫切需要颠覆性解决方案。核聚变能备受瞩目，相较于其他能源形式，聚变能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

刘敏胜：人类一直在寻找化石能源的替代品，而聚变能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终极能源，能够提供更加稳定、安全的能源，满足未来人类对能源的巨大需求。氢硼聚变技术具有原料丰富、环保无污染等优势，真正能为解决能源问题、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新思路、新途径，同时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更好答案。一旦实现商业化，将如蒸汽机、电力一样，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绿色能源需求迫切，基于长远的能源需求，聚变将成为解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核心变量。因此，突破聚变技术瓶颈，加速商用开发进程，是构建无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现实理性选择。

新经济导刊：全球聚变研发呈现出哪些关键的阶段性特征？国际竞争格局呈现出怎样的态势？

刘敏胜：全球聚变历经70余年科研探索，科学可行性已得到验证，目前处于从工程可行性验证向商业化应用落地的关键过渡阶段。全球各国对聚变实现突破的信心大增，竞相加大相关领域的投入。根据聚变产业联盟统计，截至2024年年底，全球核聚变行业有45家民营公司，投入到私营聚变公司的公共资金增长了50%以上。2023年，中国在聚变研发的投入首次超越美国。

未来，各国在核聚变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日趋激烈。美国能源部提出2035年实现聚变发电。英国政府发布“STEP原型聚变电厂实施计划”，计划于2040年运行。日本宣布聚变能源示范电厂项目FAST启动，计划2030年末发电示范。

二、依托国家战略：生态协同，寻求技术突破

新经济导刊：在“双碳”战略目标指引下，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要求推进可控核聚变技术研究。当前中国聚变技术的整体发展水平如何？相较于国际领先国家，我国近年来实现了哪些关键性跃升？

刘敏胜：近年来我国聚变探索不断提速，已经实现从基础科学向工程实践的重大跨越，从“跟跑者”跃升至“并跑者”，并在部分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今年以来，国内投入较早的三个聚变装置都取得了关键的技术进展。

2025年1月，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EAST装置首次完成上亿度千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模等离子体运行，意味着人类首次在实验装置上模拟出未来聚变堆运行所需的环境。

2025年3月，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环流3号”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都突破一亿摄氏度，综合参数大幅提升。

2025年4月，新奥“玄龙-50U”装置在全球首次实现兆安级4000万度氢硼等离子体放电；5月，工程技术再获新突破，成为全球首次实现秒量级1.2特斯拉以上磁场条件的先进球形环装置。

新经济导刊：从“跟跑者”到“关键引领者”，中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的崛起为世界核聚变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过程中，民营企业在推动中国聚变研发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刘敏胜：在技术路径基本打通、各国持续加大投入的背景下，预计2030—2035年全球核聚变装置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26万亿元。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争相进入核聚变领域，与央企、国企优势互补，共同促进聚变商业化落地，给核聚变研发持续注入新活力。民营企业有着运作效率高、决策机制灵活、能够实现技术快速迭代等优势，在商业化落地方面更加敏锐，适合进行新型技术途径的探索，新奥集团的球形环氢硼聚变探索实践，就是一种技术上的前瞻性创新。从中国聚变的研发布局和发展路径来看，现已构建起多方联动、协同创新的研发生态体系。国有企业主攻主流技术，民营企业探索商用前景和创新技术路线。

三、解码新奥路径：战略选择、资源投入与范式创新

新经济导刊：在氘氚聚变仍是国际主流的背景下，新奥作为一家从传统能源转型的科技企业，为何战略性地选择并坚持氢硼聚变路线，这条路线在未来的商业化潜力与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敏胜：新奥自2006年起致力于低碳能源技术创新，历经十年实践（2006—2016年）实现一系列研发突破，基于此，研发战略由低碳向无碳转变，并最终全面聚焦商用聚变。不是我们选择了聚变，而是实现零碳只能选择聚变。

和聚变主流的氘氚聚变路线不同，新奥选择的是球形环氢硼聚变路线，该路径是基于“无中子、低成本、商业化”的研发初心以及历时五年全球行业调研、深入研讨和实验验证后的理性务实选择，并获国际同行专家评审认可和实验验证。该路线具有安全环保（无中子）、经济（燃料丰富、易得、廉价）、高效（产物可直接发电，效率比蒸汽发电高一倍以上）等适宜广泛持续商用推广的特有属性，技术瓶颈一旦突破，后续的聚变商业化落地进程将大大缩短。

新经济导刊：聚变研发投入巨大且周期漫长。作为民营企业，新奥独立承担聚变研发的决心令人钦佩。新奥至今在聚变领域已投入多少自有资金？未来的投资规划和节奏是怎样的？在实现“2035年建成商业化示范堆”这一重大目标上，氢硼技术路线如何支撑其技术可行性与时间表？目前已取得了哪些关键的里程碑式进展？

刘敏胜：新奥聚变近八年来自筹资金，累计投资40亿元。未来三年将投资60亿元用于建设下一代实验装置；再下一阶段的聚变工程堆建设，预估投资数百亿元。

新奥聚变以商业化目标为导向制定倒排计划，确定了“实验—点火—发电”三步走的研发路径。目前处于第一阶段，主要是搭建球形环研发平台，突破共性关键技术。通过链接国内外生态资源，并行高效研发，实现从0到1的突破，排除后续颠覆性难点，奠定氢硼聚变商业化基础。第二阶段，是在未来十年，提高技术参数，解决工程放大问题，实现氢硼燃烧能量增益，并演示发电。第三阶段，目标是在2035年进入聚变堆阶段，解决低成本和商业化的问题。

2019年8月，新奥建成中国首座中等规模球形环物理实验装置“玄龙-50”。2023年“玄龙-50”升级为“玄龙-50U”，装置各主要系统参数指标提升10倍以上；2025年物理实验进展显著，全球首次实现百万安培（兆安）4000万摄氏度氢硼等离子体放电，并成为全球首次实现秒量级1.2特斯拉以上磁场条件的先进球形环装置。同时推进参数国际领先的球形环新装置——“和龙-2”的建设，预计2027年建成，借此探索解决氢硼等离子体聚变反应的关键问题。

新经济导刊：聚变研发涉及众多学科交叉领域，远超传统“金字塔式”科研管理负载，新奥成功地将“分布式智力网络”转化为关键技术突破的加速度。如何有效整合跨学科、跨机构资源，并加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刘敏胜：智能时代背景下，需要开放合作，靠信息不对称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过去式。特别是聚变作为极其复杂的大科学工程，需要长周期的开放合作，整合全球智慧，推动不同技术路线兼容共济、协同发展。生态研发、开放共赢需要构建开放透明、包容互信的交流模式，开放合作也是学术自信的体现。

近年来，新奥搭建了开放共享的行业研讨交流平台——氢硼聚变研讨会，已经成功举办两届，今年将举办第三届，会议规模持续扩大，研讨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已经成为链接业内专家聚智创新的平台。研讨交流中，对于学术上的不同观点，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最大程度地凝聚行业智力和力量。

新经济导刊：在加速企业自身关键技术攻关的同时，新奥提出了构建“聚变研发生态圈”的理念。新奥是如何有效地将“聚变作为共同事业”的理念，转化为全球合作伙伴的“共同行动”，并实现实质性成果的共创与共享的？

刘敏胜：新奥本着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研发理念，通过生态研发方式，构建全球聚变生态圈，汇聚业内智慧与资源，共同开展聚变研究，共享创新成果。

在国内，新奥致力于与国家科研院所、知名高校的合作。比如，与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聚变领域开展全面合作；与北京大学合作建有“北大-新奥技术创新中心”；与南开大学合作建有“南开-新奥认知科技创新中心聚变智能实验室”。

在海外，新奥聚合了四大洲11个国家的75家合作单位和685位生态伙伴。此外，新奥积极以会聚智，拓展和深化研发生态合作。仅在2024年，就先后举办多场次行业专题研讨会，多次出席国际行业高端会议论坛并作主题分享，包括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主办的首届聚变实业论坛、ITPA专题会议、世界聚变能源组织（WFEG）首届部长级会议、国际球形环研讨会等。

四、展望聚变未来：前沿技术赋能聚变研发

新经济导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正在深刻变革众多科研领域。您认为人工智能（AI）技术将如何影响聚变技术的研发进程，例如在等离子体控制、装置设计优化、材料研发等方面？新奥在AI赋能聚变研发方面有哪些布局或思考？

刘敏胜：聚变研发面临的难度超乎想象，传统研发模式不足以应对这种挑战。新奥在聚变领域较早引入人工智能来推动和加速研发，致力使其成为解决聚变物理和工程复杂性问题的关键。新奥认为，人工智能的普及对能源供应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提出更高要求，聚变商业化能为人工智能提供海量能源支撑，两者将在深度融合中相互成就，共同推进产业变革升级。新奥聚变以数智球形环为载体，以满足未来聚变反应堆从设计、建造到运行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需求，加速聚变研发。数智球形环以数据平台、集成平台和数智孪生平台为基础，围绕等离子体智能控制、聚变智能体等核心应用进行开发。

新经济导刊：如果可控核聚变成功商业化，请您描述下您心目中的“聚变时代”应用图景？

刘敏胜：聚变技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覆盖能源、国防和深空探测等多个领域。聚变能源属于无碳能源，可为生产、生活及国防事业提供稳定无碳的基荷电力，助力并加速能源转型，降低对燃气、裂变等进口燃料的依赖，提升能源自给率，支撑国家能源安全；高能量密度及高效的聚变推进系统将聚变能拓展到深空探测领域，可以提供足够大的推动力，极大地提升空间推进系统的性能。聚变将带来几何级能量提升，实现人类文明的跃升。总之，聚变商业化会对人类产生多方面革命性影响，将重塑全球能源结构与地缘政治格局，推动跨学科科技突破，加速全球能源治理与合作模式转型。

新经济导刊：《新经济导刊》作为新利18平台主管的学术型智库期刊，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结合新奥的探索历程，在推动前沿技术发展、理论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我们如何更好发挥学术型智库期刊作用和价值，对此，您有何建议？

刘敏胜：一是建议进一步强化战略牵引与政策衔接。锚定国家重大需求，聚焦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国家战略方向，引导业界开展针对性研究；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直通决策层，推动理论创新融入政策制定。二是建议通过开放合作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生态，搭建需求对接平台，促进科研攻关与产业痛点精准匹配；整合跨学科资源，形成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支撑；创新传播载体，运用数智化工具，提升学术成果的全球影响力。三是建议进一步发挥智库、学术优势培养“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产业服务”复合型人才，为前沿技术研究储备新生力量。

本文刊发于《新经济导刊》2025年第5期，原题为《聚变之光：新奥的创新探索之路——对话新奥能源研究院院长刘敏胜》。

《新经济导刊》是新利18平台主管的学术型智库期刊，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该期刊以洞悉全球经济变革和创新趋势为宗旨，关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依托国家高端智库的优势，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研究、政策解读、理念传播、学术交流等智力服务，促进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评价体系是智库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笔者关注的一个重点。这些年来，笔者经常参加相关部门、地方的智库评审评价工作，对智库的评价标准进行了深入思考。本文拟总结中国智库评价体系建设十年来的进展与评价成就，并展望未来。

本文认为，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框架下，智库评价是智库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系统性引导智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智库评价不仅是衡量智库成果的工具，更是引导智库发展方向、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研究质量的重要杠杆。科学的智库评价体系需要构建多维度理论框架，以实现质量与影响力、短期与长期、内部治理与外部合作的协同评价；需要重视运用数智化科学方法，数智化时代的智库评价工作将经历深刻变革，数智化技术可突破传统评价范式，建立覆盖学术影响力、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以及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制度建设的全维度评估模型；分类评价机制对优化智库生态具有显著作用，需要区分地方智库（侧重区域贡献度）、部门智库（侧重政策转化率）和国际智库（侧重跨文化传播力）的差异化指标。

智库评价进展与效果

（一）对十年来中国智库评价的总体评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定位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两办《意见》），明确指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为智库评价体系建设奠定了政策基础；强调智库“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为智库评价体系的设计提供了方向性指导。2020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为智库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和保障，有力推动了智库评价工作的开展，使评价更具针对性和科学性，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2013年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进入稳步发展阶段，智库评价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与成效，评价结果影响力提升。智库评价工作促进智库在组织管理、研究质量、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优化和完善，激励智库提升研究质量；通过评价和排名，激励智库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和竞争力，促进智库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氛围和竞争态势，推动了中国智库整体水平的提升，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智库的高质量发展；通过推动国内外智库在评价理念、方法、标准等方面的交流互鉴，提升了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为全球智库评价体系的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是中国智库评价体系历经十年发展，形成了一支智库评价队伍，造就了一批智库评价领军人才，创新和完善了智库评价理论和评价方法。当前，新利18平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南京大学、光明日报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机构开展了智库评价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与成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詹姆斯·麦甘团队也参与了中国智库评价。不同主体从多角度、多维度对智库进行评价，主流评价体系各具特色。其中，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开创了AMI综合评价体系，从吸引力、管理力与影响力等维度全面客观反映智库综合实力。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以每四年为一个周期，常态化开展全球智库评价研究和中国智库综合评价研究等品牌项目，并建立专家库提供专业支撑，为智库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是我国智库评价领域的重要力量之一，其CTTI智库评价指标体系得到了国内智库界和相关部门的广泛认可，其发布的评价报告和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为我国智库的发展和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对智库的历史发展、现状分析、未来趋势等进行深入研究，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和学术著作，其研究成果为上海及全国其他地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三是贯彻落实两办《意见》精神，构建智库评价体系。两办《意见》为智库评价体系建设奠定了设计基础，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强调智库“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智库评价较好地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要求。目前，我国已制定《人文社会科学智库评价指标体系》（GB/T40106-2021）、《国有企业智库建设指南》和《国有企业智库评价指南》等智库评价标准，取得了良好的评价效果。2023年，国家高端智库综合评估试点工作开展，推动国家高端智库向更高水平发展。这些工作都体现了智库评价的初衷是推动智库高质量发展，而不仅仅是给智库“贴标签”。

（二）在评价理论上：多维度探索，逐步深化

一是构建多维度评价理论框架。在评价过程中，质量与影响力并重。不仅关注智库研究成果的数量，更注重质量和实际影响力。质量方面，从研究的深度、准确性、逻辑性等维度进行评估；影响力方面，考量成果在政策制定、学术研究、社会舆论等方面的实际应用和推广效果。

短期与长期发展兼顾。智库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评价工作兼顾智库的短期成效与长期发展潜力。短期成效可体现在对当前热点问题的及时回应和政策建议的采纳情况；长期发展潜力则关注智库的人才队伍建设、研究方法创新、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

内部治理与外部合作并行。良好的内部治理是智库稳定发展的基础，外部合作是智库拓展资源和提升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评价理论涵盖智库的组织架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内部治理因素，以及与政府、企业、高校、国际组织等的外部合作情况。

二是引入系统思维与动态评价理论。在评价过程中坚持系统思维。智库评价将智库视为一个有机系统，从系统的视角出发，综合考虑智库的输入（如资源投入、人才储备等）、转换过程（如研究方法、组织管理等）和输出（如研究成果、社会影响等）各个环节。关注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同效应，全面、客观地评估智库的整体绩效。坚持动态评价。智库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评价工作采用动态评价理论，对智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进行跟踪和评估。通过建立动态评价模型，及时发现智库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机遇，为智库的持续改进提供指导。

（三）在评价方法上：多元化创新，精准度提升

在评价方法上，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法。目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已成为主流趋势。

一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克服单纯依赖定量评价或定性评价的局限性，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评价。定量评价采用统计分析、数据挖掘等技术，对智库的成果数量、引用次数、影响力指数等进行量化分析；定性评价则通过专家评估、案例分析、深度访谈等方式，对智库的研究质量、创新能力、社会影响等难以量化的方面进行深入评估。

二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在评价过程中，既要考虑评价者的主观判断，也要依据客观的数据和事实。主观评价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政策制定者、社会公众等参与，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客观评价基于客观的数据指标，运用科学的评价模型和算法，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例如，“中国智库索引”（CTTI）在对智库进行综合评价时，既考量成果数量、引用次数等量化指标，又通过专家评议等方式评估成果质量、政策影响力等难以量化的方面。同时，引入同行评议与第三方评估等多元评价方法，确保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三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智库评价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二者结合使智库评价在数据收集、分析和预测等方面的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同时，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文本挖掘和语义分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让评价能够深入到智库成果的内容层面。

四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评价机制。初步形成政府主导，专业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公众、媒体、企业等多方参与的评价生态。通过对公众进行问卷调查、意见征集等方式可了解其对智库成果的认知和期望；通过媒体监督与宣传，可提高智库的透明度和影响力；通过企业可从应用角度评估智库成果的市场价值和实用性。此外，国内评价与国际评价相结合，将推动中国智库更好地走向世界。

智库评价需要完善的重要领域

我国的智库评价工作已取得多方面成就和进展，但也存在若干有待完善的地方。

（一）评价指标体系有待优化

目前我国智库的评价指标体系虽然相对完善，但在某些方面仍须进一步细化和调整。不同类型的智库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产生路径不同，决定了差异化发展路径，这种属性首先体现在服务对象的离散度存在差异，在信息输送路径上的差异则会带来信息熵值的不同。智库的差异化评价指标体系不够细化、针对性不足，将难以充分反映各类智库的特点和优势。比如，对于一些新兴领域和交叉学科的智库，现有的评价指标可能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力和贡献度。

（二）评价数据质量有待提高

评价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确保评价结果准确性的关键，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部分智库提供的数据可能存在不准确、不完整或不及时的问题，影响评价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此外，不同渠道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如何整合和验证这些数据也是一大挑战。

（三）评价的多层次多元化程度有待提升

目前我国智库评价主体相对单一，易导致评价视角的局限性，通过多元化主体参与来优化评价体系，可实现评价的全面性和多元化。从公共治理和评价机制来看，多元化评价主体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评价结果的全面性，还在于能为智库提供更丰富的反馈，帮助其更好地服务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四）评价结果应用与反馈机制有待完善

评价结果的运用是评价工作的关键环节，目前智库评价结果的反馈与应用机制还不够完善。评价结果的公开程度有限，与智库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不够紧密，难以充分发挥评价对智库建设的激励和导向作用。部分智库对评价结果的重视程度不足，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缺乏深入分析和针对性改进。

全面理解智库评价作用及其方向指引性

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体系中，智库评价作为关键的“指挥棒”，是智库建设的重要环节，是衡量智库成果的重要工具，是引导智库发展方向、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研究质量的重要杠杆，也是系统性引导智库提升质量的关键机制，对智库建设具有保障作用。这是智库评价的重要价值所在。全面理解智库评价的重要作用，对于评价体系的构建具有指引意义。

智库评价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导向作用

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能帮助智库明确发展目标和方向，引导智库的研究工作符合国家需求、社会关切和学术规范，引导其将资源投入关键领域，提升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根据评价结果合理分配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整个智库体系建设质量。

（二）质量提升作用

推动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提升，包括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实用性等方面。评价体系中的创新指标能激发智库研究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推动学术和政策研究进步。以实际影响力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促使智库关注成果应用转化，增强其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提升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

（三）监督与改进作用

通过评价工作，可以对智库的日常运行进行全面监督和检查，及时发现智库在管理、研究、运营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促进改进，如研究效率低下、团队协作不畅等。评价结果也为智库提供了自我反思和改进的依据，智库可以根据评价反馈的信息深入分析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使智库不断完善内部管理机制、研究流程和人才培养模式等，实现持续的质量提升。

（四）信誉建立与传播作用

公正客观的评价结果能增强智库公信力，提升智库声誉和影响力，为其参与更多活动创造条件。智库通过在评价中的突出表现，向外界展示其独特的研究领域、专业能力、服务模式和优势特色等，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和资源，推动品牌建设，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在特定领域的领先地位。

（五）资源整合与协同作用

评价工作有助于促进智库间的交流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在评价过程中，智库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借鉴先进的经验和做法，发现彼此的互补优势，从而开展合作研究、资源共享等协同创新活动，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共同攻克一些重大的、复杂的科研难题，提高整个智库行业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评价结果为政府部门优化智库布局提供决策依据，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形成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智库体系，提升国家整体的智库实力和决策咨询服务能力。

（六）综合考量的作用

综合评价兼具方法和作用的双重属性，在实际应用中，作为方法，是实现其作用的手段；其作用则是方法应用的目的和效果体现。通过关注智库的研究成果、管理运营、社会影响、人才储备等因素，可全面了解其整体实力和运行状况。这有助于准确判断智库在决策支持、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贡献，为政府、社会等提供客观准确的信息，以便合理配置资源、促进智库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推动智库行业整体发展。同时，这种综合考量能发现智库潜在的优势和问题，为其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助力智库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和水平。

智库评价的“作用”对评价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指引性，是评价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作用”与“评价体系”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作用”具体化到评价指标中，通过评价体系的反馈机制推动智库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设计必须紧密围绕“作用”来展开，确保评价结果能够真实反映“作用”的发挥情况，并为“作用”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依据。在智库建设的不同阶段，评价体系的构建方向也会根据“作用”的重点而变化。在新型智库建设初期，可能更侧重引导和发展方向的指标；在发展稳定期，质量提升和监督改进的指标会更为重要。

智库评价的优化与创新路径

（一）智库评价重点在于突出质量与影响力导向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智库发展中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以及“形式主义”三大核心问题，同时明确了“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加强决策部门与智库互动”三大建设方向。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关键，为中国智库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核心路径，为推动智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提高智库研究质量是智库生存发展的根本，智库建设必须摆脱“功利化”陷阱，回归“经世致用”本质，通过科学评价导向和健全研究方法，使智库真正为国家决策咨询提供高质量智力支持。

为此，智库评价必须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坚持转向以质量为要的发展理念；必须避开“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的陷阱，转向以创新为要的发展理念；必须避免“形式主义”的表面功夫，转向以实效为要的发展理念。智库评价要聚焦核心价值，将研究质量与创新、影响力作为重要评价维度，突出智库成果的质量和实际影响力在评价中的核心地位，强化实践应用。

（二）重视批示的同时避免唯批示率

批示率是智库评价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智库的核心任务是为决策提供服务，为决策提供科学、客观和前瞻性的支持，因此强调批示率是必须的。在公共管理中，批示符合行政职权法定原则，具有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可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发布指示或命令。响应决策者的即时需求、短期需求是智库职责的一部分。处理即时需求、短期需求问题的方式对于确保智库的长期价值至关重要。智库既要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更要想领导之所未想，急领导之所未急。智库应遵循两办《意见》所强调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的方针，这也应成为智库评价体系设计的重要遵循。

如果过度强调领导批示率，可能会使智库偏离服务国家战略这一根本初衷，研究方向偏离实际需求和社会效益，追求短期成果，内容“浅轻散”，忽视实际影响力，滋生形式主义，忽略多维度评估等。因此，批示可作为智库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但不能成为唯一或最重要的标准，需要探讨确定其合适权重。总之，智库应致力于提升研究质量和创新能力。

（三）完善智库评价体系：分类评价与差异化设计

智库评价需求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分类评价与差异化设计才能满足智库建设的实际需求。应重视不同的评价层次和需求，开发多层次、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宏观层面，关注智库的战略影响力、政策贡献度等指标；在行业层面，结合行业特点，设置如行业趋势预测准确率、行业解决方案可行性等指标；在微观层面，评估智库的内部管理效率、研究成果质量、成果转化率等指标。深化分类评价是应对智库多样性挑战的关键。

未来需要进一步细化不同类型智库的评价标准，可以按智库层级和范围、评价目的、评价主体等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智库制定更加精准的评价标准，避免“唯排名论”的评价倾向。例如，针对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智库，需要结合其技术属性和发展特点设计差异化的评价指标。

（四）智库评价方法创新：数智化转型

当前，数智化技术正在重塑全球智库的运作模式和研究范式，推动智库从传统经验驱动型向数据智能驱动型转型，推动决策咨询变革。思维方式革命性转变，智库体系结构性变革，包括数据驱动范式、复杂性思维升级、预测性思维强化、能力维度进化、组织形态蜕变、人机协同机制等。数智化时代的智库评价工作也因此将经历深刻变革。数智化技术在数据收集与整合、评价模型构建、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的创新应用，将使智库评价体系更加智能化、精准化，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工具的应用将进一步提升评价水平。智库评价数智化转型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评价理念的升华，必将成为未来评价体系的重要方向。

在智库评价数智化转型过程中应当积极作为。首先，要大力推进评价范式转型。要对传统的“专家评审+成果计量”模式加以革新。要积极探索数智时代新的智库评价模式，使其能够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评估，并满足日益增长的动态影响力追踪需求。

其次，要努力实现价值标准重构。在“政策影响力”与“算法推荐力”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合理调整二者的权重；在意识形态安全与技术创新之间寻求精准的平衡点，确保二者能够相互促进。

最后，要深入探索数智化技术在智库评价中的创新应用。在数据收集与整合方面，要利用大数据技术打造全方位的智库数据生态，将分散在各个角落的数据源编织成全方位的智库数据生态，构建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的数据全景图，为深度评价奠定坚实基础。在评价模型构建方面，要积极运用基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精准预测与分类技术，为智库评价提供更加精准、科学的依据。

（五）其他关键任务

拓展国际话语权是中国智库评价体系面临的战略任务。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评价标准，通过案例研究和国际比较展示中国智库的特色与优势，加强智库评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

体制机制改革是保障评价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未来需要探索智库评价与智库建设的深度结合机制，如建立智库成果运用的第三方评估制度，以及与评价结果挂钩的资源分配机制，将评价结果与智库资金支持、项目委托等政策挂钩，形成“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长效机制。

政策支持与协同创新是评价体系发展的外部保障。要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智库评价的跨部门协同创新，整合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数据资源，构建更加全面、客观的智库评价数据平台。

作者为新利18平台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本文刊发于《中国发展观察》第5期。

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各地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加强规划衔接。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在确定发展思路和战略举措时注重体现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

各地区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需要精准把握我国发展的整体优势。既使全国的整体性优势在本地区得以充分体现，又通过突出本地区的特色、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来进一步巩固和增强我国的整体性优势，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力量。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优势涵盖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国情，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是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比较后作出的政治抉择。我们经常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一优势的核心是什么？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理论为武装，这个科学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人间正道，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有着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是一整块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洞察和把握，是已被历史和实践证明并将被继续证明的科学论断。

二是战略纵深优势。我国幅员辽阔，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473万平方公里，山川秀丽，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中部地区加快崛起，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不断取得突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作用越来越凸显，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贯通东、中、西部，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陆海双向开放。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邮政快递网和世界级港口群，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网络基础设施，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规模巨大、内畅外联的综合立体运输体系缩短了时空距离，打造了战略链接，有力促进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

三是产业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计划或规划，我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综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数据，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制造业规模连续15年居全球首位。我国粮食产量自2015年起连续9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达到14130亿斤，首次迈上1.4万亿斤的新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0公斤，超过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线，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之问。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24年达到134.9万亿元，首次突破130万亿元大关，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继续保持在30%左右，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据媒体报道，2024年在巴黎举行的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80%的奥运会吉祥物玩偶由我国企业生产，80%以上的奥运相关设备、器材、纪念品等在我国生产，展现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整的体系优势。

四是市场优势。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在2018年就跃居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据商务部数据，2024年，我国货物进口规模达到18.39万亿元，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消费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消费结构将进一步升级。据中国政府网信息，从2024年11月起到2030年，我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今年4月份发布的《释放服务消费潜力——2025年中国消费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创历史新高，预计2030年占比将突破50%，正式迈入服务型消费社会。超大规模的消费需求对全球商品和服务形成了巨大吸引力，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稳定器和动力源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

五是人才优势。我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数据，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数据，截至2021年底，我国的人才资源总量超过2.2亿人，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从2007年开始，中国每年培养的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博士毕业生数量超过美国，预计到2025年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据媒体报道，国际智库统计的中国高校培养的顶尖人工智能（AI）研究人员全球占比超过50%，居世界首位。2024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爱思唯尔数据库发布了2024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榜单分为“终身科学影响力排行榜（1960—2024）”和“2024年度科学影响力排行榜”，从全球近700万名科学家中共遴选出21万多名科学家，我国共有3万多名科学家入榜。中国内地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数量从2014年的111人次增至2024年的1405人次，排名居世界第二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六是创新优势。据科技部发布的《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2）》，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012年的324.7万人年提高到2022年的635.4万人年，稳居世界首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为3.6万亿元，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R&D经费投入强度为2.68%，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2位，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并进一步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在全球的创新力排名跃升至第11位，是十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也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我国拥有20余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居世界首位。据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4年）》，2024年全球新增4.5万条生成式AI专利，其中中国贡献了2.7万条，占比61.5%，位列世界第一。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态势报告》，2014—2023年，中国发明人申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数量最多，远超美国、韩国、日本和印度等国。新型举国体制逐步健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日渐释放，科技创新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七是文化优势。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不断彰显，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日益展现出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2024年春节期间马面裙的火爆，进一步唤起了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首款国内3A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后广受海内外玩家欢迎，成为近年来最火爆的PC游戏。2025年，改编自中国神话故事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进入全球电影票房榜前五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时尚的尽头是国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有待继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富矿”。

八是平安优势。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冷战思维沉渣泛起，强权政治卷土重来，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一些国家和地区动荡不宁。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我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是世界上纪录最好的大国。据外交部数据，我国自2023年11月实施过境免签政策以来，至2025年3月已对54个国家人员实行240小时过境免签，适用省份覆盖24个省（区、市）的全部或部分区域。综合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数据，2024年，我国接待外国游客2694万人次，增长96%；入境游客总花费942亿美元，增长77.8%。这些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后，经过一番深度体验，树立了对中国的正确认知，“安全、现代、安静、干净、好吃、热情、善良”成了他们描述中国印象的高频词。随着我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提升外国人来华学习、工作、生活的便利度，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会亲身感受到我国的平安和谐。

九是绿色优势。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全球“增绿”的主力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23年，我国以年均3.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1%，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2024年，我国以4%左右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5%左右的经济增速。据生态环境部数据，2023年与2013年相比，全国重点城市的PM2.5浓度下降54%，重污染天数下降83%，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2024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29.3微克/立方米，连续5年稳定达标；全国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首次超过90%，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为83.7%，提前实现“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有关目标。我国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和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2024年7月底，我国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06亿千瓦，提前6年实现了2030年装机容量目标。我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绿色能源项目合作，提供了全球80%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设备，风电和光伏产品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的能源转型、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的《2024年可再生装机容量统计》显示，过去十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随着美丽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持续深入，我国将为推动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十是朋友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从世界范围看，我国是唯一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和执政党党章、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出资国。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大全球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和高度认可。据外交部数据，截至2024年1月，我国同183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600多项国际公约，成立了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支持有关项目融资，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信任和尊重。国际舆论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稳定、进步力量的增长，是变乱交织的世界里最大的确定性和稳定因素。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随着我国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我们的朋友必定遍天下，也必将形成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的不可阻挡的磅礴力量。

作者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

本文刊发于《中国发展观察》第5期。

001 铸就中国经济更强韧性 赵海娟

▎读懂“投资于人”（二）

005 践行“投资于人”要求 提升人力资本投资质量 宋 涛 刘可欣

010 推进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 李 响

▎新质生产力观察

017 夯实新动能：培育科技创新引擎 韩 晓 赵阳华

027 新质生产力赋能黄河流域菏泽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祝荣坤 孙彩梅 李常虹 武晶斌

▎宏观

036 谋篇“十五五”要用好十大发展优势 李 能

▎世界

041 近年来高收入国家稳岗增收的主要政策和启示 王 念 佘 宇

046 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姜富伟 张芷宁 陈一瑶

▎文化

054 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潘西华

▎社会

059 人工智能时代健全城市应急管理监测预警体系的对策建议 石小倩 李佐军

062 高等继续教育迈向智慧时代 夏鲁惠 何冬昕

070 践行积极老龄观 加快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 贾 波

076 深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 

—山东省荣成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案例分析 鞠传霄

▎城市观察

081 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适配策略 赵 峥 陈童语

▎智库论坛

088 中国智库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优化与创新发展 李国强

097 加快农业数字化进程 李 俊

103 推动民间投资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梁 伟

▎一线调研

111 浙江安吉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做法、经验与启示 胡登胜 徐 晟 屠霄霞

▎智库书房

117 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融资保障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124 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 黄祖辉

● 影像 

封面：习近平在河南考察

5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这是19日下午，习近平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工厂考察时，同企业职工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中国经济不惧风雨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历经考验中壮大”。今年以来，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特别是4月份美国的极限关税施压，中国经济应变克难、稳定运行，发展质量持续提升，再次彰显了其强大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

“韧性”一词也正成为国际机构和学者对中国经济评价的高频词汇。随着4、5月份经济成绩单的陆续出炉，中国以“超预期”的表现赢得了市场的肯定与信心。近期，高盛、摩根大通、野村、瑞银等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调高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表达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的看好。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日也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1不变，同时指出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充满活力，且具备创新能力，从近期的趋势来看，其增长质量持续提升，经济韧性不断增强。

韧性，是中国从容应对美滥施关税、遏制打压的底气，更是当下中国经济顶压前行、稳中有进的信心。但韧性的练就不是一日之功，需要持续的磨炼与积累。当下中国正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多方发力铸就更强经济韧性，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以做强国内大循环铸就经济更强韧性。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是大国经济的独有优势。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强调把发展的战略立足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做强国内大循环，需要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发力。从需求侧来看，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这是今年我国政府工作十大重点任务之首，也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作为全方位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两新”“两重”政策将发挥重要作用。我国今年将发行专项用于“两新”“两重”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有效释放消费、投资等需求。目前，政策效应正持续释放。从消费来看，据商务部数据，截至5月31日，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五大品类合计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从投资来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其中设备购置投资增长18.2%。

从供给侧来看，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攻关，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打造一批新产业新赛道；要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完备，发挥各地优势加强专业化分工、地区间协作，持续补链强链拓链，增强产业发展韧性。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正在积聚强大动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4月份，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其中，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4.2%、29.3%；新能源汽车、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分别增长38.9%、61.8%。

另一方面，以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铸就经济更强韧性。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30%左右，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有利于自身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更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为全球发展注入正能量和确定性，这是共享机遇、互利共赢的双向奔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认为，到2040年，通过中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彼此融合，将有望创造22万亿至37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今年以来，中国一系列开放举措加速落地，经济韧性持续强化。在外资方面，《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等政策出台，创造了稳定可预期的投资发展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意愿和信心不断提升。在外贸方面，《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发布、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全面完成、“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顺利开展等一系列举措，让外贸企业多元化市场开拓之路更为顺畅，外贸韧性持续提升。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任何风浪都没有也不可能掀翻中国经济的大海，任何形式的遏制打压都没有也不可能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铸就更强经济韧性，中国发展前景必将光明无限。卷首语刊发于《中国发展观察》2025年第5期

> 编者缀言

04 提振消费：激活内需引擎

> 封面专题

05 2025 中国消费研究报告：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19 服务消费重塑中国经济增长新范式 陈 婷 李勇坚

26 如何构建促消费长效机制：从补贴驱动到制度创新 赵 伟 侯倩楠

30 中国商品住宅开发行业的运营状况及调控思路 卢驰文

> 产业与公司

38 发展中国家产业化的未来：把握大势以实现可持续增长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 金融与资本

44 阿根廷货币政策转型与加密货币治理及其意蕴 冯兴元 孟 冰

> 资源与环境

49 推动“地球健康方案”的自然基础设施融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案例调研

59 天津滨海新区：四措并举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关键词：服务消费；规模扩张；价值深耕；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服务消费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到“价值深耕”的战略转型，其核心在于加强需求升级牵引价值重构，数字赋能驱动价值增值，制度创新保障价值实现三个维度的突破。通过打造“精准需求洞察—服务产品创新—数字赋能—生态共建”的价值循环，重点培育需求敏捷响应能力、服务产品化能力和价值共创能力，最终构建供需互促的良性发展生态，全力推动服务消费快速优质发展，即从规模扩张到价值深耕，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同时也为居民生活品质提升和福祉改善提供坚实保障。

| 需求升级牵引价值重构

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者需要什么厂商就生产（供应）什么。我们正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更加重视需求对生产的牵引作用，重视需求升级对价值重构的关键作用。推动服务消费需求从基础功能型向情感体验、自我实现等高阶需求转变，催生“服务+”融合业态，推动产业价值链条深度重构。一方面，消费者从单一功能满足转向情感共鸣、文化认同等精神层面需求，倒逼企业从产品导向转向场景化服务生态构建；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需求精准洞察，促使价值创造节点从生产端向用户端迁移，定制化、订阅式等新价值模式兴起。这种需求牵引下的价值重构，正推动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重塑行业利润池分布，催生以用户为中心的全新服务商业范式。

| 数字赋能驱动价值增值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深刻改变了服务消费的方式、业态与内容，尤其是通过数据要素的深度渗透与技术创新的协同融合，驱动服务产业价值创造与价值增值模式发生颠覆性变革。一方面，数字技术重构生产函数，通过精准匹配供需、使之无缝连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并拓展价值创造边界；另一方面，数据要素的资产化进程促使价值增值节点从线性价值链向网络化价值生态迁移，形成以用户需求实时响应、全链路数字化协同为特征的价值增值新范式。数字赋能正成为驱动服务消费价值跃升的核心引擎，通过构建“数据驱动+智能交互”的新型服务生态，实现三大价值增值：一是依托大数据分析和AI算法，实现服务需求的智能预判与精准匹配；二是运用VR导购、AR体验等技术重塑服务场景，使转化率平均提升30-40个百分点；三是通过物联网和区块链建立全流程可追溯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推动客单价和复购率双提升，这种技术穿透力正在重构服务价值链，将传统服务的经验属性转化为可量化、可验证的数字价值。

| 制度创新保障价值实现

制度创新通过重构规则体系与治理框架，为价值实现提供合法性基础和效率保障。一方面，借助精准的产权界定以及交易规则的优化升级，能够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解决因市场失灵而引发的价值耗散问题，确保服务消费市场的价值得以充分积累和高效利用。另一方面，适应性制度设计能够平衡创新激励与风险规制，为服务消费领域的持续发展创造稳定且积极的环境。在服务消费领域，制度创新聚焦于构建与新业态相适配的规则体系，这一体系成为破解供需错配与市场失灵难题的有力武器，能够保障服务价值的高效转化。具体举措包括以下三个关键方面：一是动态调整服务市场准入与监管框架，降低服务交易中的契约执行成本；二是建立服务质量标准与信用评价体系，缓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价值折损；三是创新权益保障机制，消除消费权益转让的隐患，通过风险再分配提升服务消费信心，增强服务消费意愿和能力。这种全方位的制度供给，不仅能够充分保障消费者剩余，让消费者在服务消费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还能通过明确服务提供商的责任边界，促使其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创新能力，形成“创新-价值-反馈”的正向循环机制，推动服务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陈婷，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电子商务与新消费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勇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创新工程项目“我国数字消费的增长动力与长效机制研究”[2025CJY0101]、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金资助“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浙江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及对策研究”、浙江省金融教育基金会课题“新能源车消费金融新趋势、新模式与新机制研究”[2025Y12]成果）

本文完整版刊发于《中国经济报告》2025年第11期，原题为《服务消费重塑中国经济增长新范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推动银发群体就业，应跳出仅将老年人再就业视为就业市场补充的传统思维，要综合考虑银发群体就业对社会、企业和家庭的影响，统筹好三个关系。

| 统筹好银发就业与青年就业的关系

有人认为，银发群体就业将对青年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在青年就业承压的当下，担忧推动银发群体就业会缩减用人单位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名额和下调工资曲线，不利于青年群体就业。事实上，青年群体与银发群体的就业岗位存在错位分布。据2025年财新智库《中国养老产业研究报告》数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中，50岁以上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6%、16%和12%，这些工作岗位往往将35岁作为年龄限制加入招聘条件，受银发群体就业影响较小。对于农业、建筑业、采矿业等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一二产业，由于年轻人接受度不高，对银发群体就业的影响也较小。但对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服务行业，以及教育、卫生等行业，银发群体对青年群体可能存在一定的就业挤压效应。

| 统筹好银发就业与企业成本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劳动力老化往往伴随劳动生产率降低、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减弱、健康风险增加，对就业环境和权益保障要求更高，企业出于成本考量，为银发群体提供就业岗位的意愿有限。

实际上，通过建设老年友好的工作环境、完善就业支持，能够维持大龄劳动者的工作能力（王尚慧、胡湛，2024），降低企业成本。从国际经验看，日本政府对雇佣老年人的企业给予稳岗补贴。对于大型企业，每雇佣一位老年人给予50万日元（约合2.5万元人民币）及以上补贴，对于中小企业则给予每雇佣一位老年人不低于90万日元（约合4.5 万元人民币）的补贴。企业对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有意愿继续工作的银发群体，将工资调整到退休前工资的30%— 40%，但其可终身领取企业年金，既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银发群体就业。

| 统筹好银发就业与家庭照料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我国老年人肩负隔代照料使命，为减轻年轻人的照料负担贡献了重要力量。一旦银发群体外出就业，在社会化育幼服务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家庭的育幼成本。此外，受传统观念影响，有老年人及其子女认为，老年人退休后应居家安享晚年，甚至将老年人再就业视为子女不孝，从而抑制银发就业市场活力。

推动银发群体就业，需要考虑当前银发群体家庭角色的现实情况，探索弹性、灵活就业制度，加强代际协作，帮助银发群体兼顾工作与家庭。同时，践行积极老龄观，倡导老有所为，提升社会和家庭对银发群体就业的认可度。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本文完整版刊发于《中国发展观察》第4期，原题为《“投资于人”背景下银发群体就业的基本趋势及对策建议》

国家之间的竞争体现在人力资本的竞争。“投资于人”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在教育和就业领域加大力度。为了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并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持续推动教育改革，着力于高质量、创新型人力资本培养，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人工智能时代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可从四方面着手，包括优化高等教育人才选拔与培养方式；改变项目制人才培养方式，营造创新环境；培养人工智能思维与人机协作能力；优化存量劳动力知识与能力的更新教育。

| 优化高等教育人才选拔与培养方式

首先，改革招生评价机制，显著降低标准化考试成绩在录取中的决定性权重，赋予高校更大的招生自主权。这使得高校能够根据自身定位与学科特色，选拔特长各异、潜力多元的学生，从而促进各高校形成差异化特色和良性竞争格局。尽管增加自主权可能引发对程序公平性的担忧，但从长远看，此举能够积极引导基础教育逐步摆脱应试导向，更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其整体效益大于潜在风险。

其次，强化大学本科阶段对学生创造性的核心培养。这要求教育目标不应过度聚焦于短期就业，避免设立过细过窄的专业，而是要将创造力置于培养的核心位置。为此，需要大力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构建宽口径的课程体系，为创新思维提供更加广阔的基础。同时，改革对教师的考核激励机制，切实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进一步激发教师投入教学、指导学生成长的热情与积极性。此外，系统、全面地修订陈旧教材与课程内容，确保其紧跟现代科学发展的前沿，为学生提供滋养创新思维的知识土壤。

| 改变项目制人才培养方式，营造创新环境

改变通过项目制培养创新拔尖人才的方式。现有的项目制，如少年班、强基计划以及各种人才计划，往往提前选择所谓的“胜者”，按照既定的标准评判和筛选人才，但创新本质上需要突破现有的标准和体系。从历史经验来看，许多作出重大创新贡献的人，如苹果公司前CEO史蒂夫·乔布斯、特斯拉创始人埃隆 • 马斯克、RNA干扰机制的发现者安德鲁 • 法尔和克雷格 • 梅洛、人工智能先驱杰弗里 • 辛顿等，都未必是符合传统评价体系的“合格者”。他们的成功源于对规则的挑战、对未知的探索，而不是对现有体系的顺从。因此，那些基于现有标准、设定明确目标的大规模项目制人才培养方式，未必能够在经济和最终效果上达到理想的预期。

真正的创新需要自由宽松的学习和科研环境。要鼓励多样化的探索和试错。作为人口大国，我国拥有足够的人才储备和资源，应该给予不同领域、不同特点的个体更多机会。只有鼓励多样性和包容失败，才能在众多尝试中催生出真正的创新。与其通过项目制提前选出“胜者”，不如着力于进一步夯实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营造更加浓厚的敢于创新、鼓励试错的科研、商业氛围。只有这样，才能为创新拔尖人才的成长提供真正适宜的土壤，最大程度释放其创新潜能。

| 培养人工智能思维与人机协作能力

20世纪80年代初，手持计算器的出现曾引发广泛疑虑，担心其可能削弱学生的计算能力，许多学校甚至一度禁止使用。然而历史证明，计算器不仅未阻碍反而促进了整个社会数学学习的兴趣与效率。如今我们正处在由AI驱动的新时代，应积极培养与之共存、共创的核心能力—人工智能思维与人机协作能力。

人工智能思维并非专属于技术专家，而是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如同电气化时代人们需要了解电的基本原理一样。人工智能思维构成了我们理解和驾驭这个智能世界的基础，主要包含三个层面。

首先，需要从概念上把握AI是如何工作的。未来社会，AI将无处不在。若缺乏对其基本运行逻辑的认知，将难以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如同在电气时代不识电力一般，必然会在工作和生活中困难重重，甚至被边缘化。

其次，具备辨识智能边界的能力。需要培养区分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各自优势与局限的能力。人类智能在创造性、情感交流、复杂伦理判断等方面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AI则在处理海量数据、执行高速运算和完成重复性任务上表现卓越。认识到这种互补性，才能在具体情境中明智地判断哪些任务更适合人类智慧主导，哪些更适合借助AI高效完成，从而实现人与AI的分工与协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运用AI实现高效人机协作的能力。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学会使用AI工具，更要学会与AI系统进行深度互动，将其作为提升自身能力的强大伙伴，从而增强决策的精准度，激发创新的灵感，提高解决复杂问题的效率，通过人机协同，为社会创造出远超个体能力的巨大价值。

| 优化存量劳动力知识与能力的更新教育

过去几十年，我国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劳动力，他们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正处于年富力强的阶段。然而，随着AI技术的深入发展，一方面，未来可能有大量工作岗位面临冲击，失业与再就业将呈现新形势；另一方面，新的工作岗位需要具备创造性能力的人才。

面对AI时代的岗位需求，存量劳动力如果缺乏最新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可能会影响他们转岗、再就业，影响他们创造力的发挥。因此，如何对现有存量劳动力进行再教育，帮助他们更新知识与技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岗位需求，无论对于社会稳定，还是挖掘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潜力、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性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教育系统需要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评估不同行业、岗位受AI影响的程度，建立针对性培训体系；二是重点强化人机协作能力培养，提升劳动者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三是构建政府、企业、高校、行业协会等多方协作机制，针对新行业、新岗位落实转岗培训计划。

总之，人工智能发展对于人力资本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系统须适应这种转变，继续巩固提升我国劳动力优势，持续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本文完整版刊发于《中国发展观察》第4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 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重要论述为怎样认识“投资于人”、如何“投资于人”奠定了坚实思想根基，提供了根本遵循。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支持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长远来看，“投资于人”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必然选择，更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开展好“投资于人”一系列工作，需要围绕提升人的素质、能力与福祉，一体考虑，重点突破，把民生保障作为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的重点投入领域，不断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

 | 聚焦全民身心健康

“投资于人”首先要投资于“健康的人”。身心健康是人民幸福生活的根本前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社会公平与公民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保障。普惠共享的健康服务体系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关键指标之一。我国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大力推动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持续强化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服务，积极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26 亿人，参保率连续十年稳定在95%以上，已经构建起覆盖广泛人群的全民医保网络，有效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在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方面成果斐然。

“投资于人”需要在人的健康发展方面持续发力，聚焦强化医疗保障，增进全民健康。

一是推动优质资源均衡布局。加快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大基层医疗设施建设投入，改善科室诊疗环境，提升就医舒适度。通过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专家定期驻点帮扶、远程医疗全覆盖等方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提升县域和社区医疗服务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

二是完善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机制。持续提高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稳步推进医保省级统筹，促进分级诊疗落地。优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强化全链条质量监管，支持创新药械研发，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保障群众用上质优价廉的放心药。

三是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着力提升监测预警、应急响应、防控救治“三位一体”能力，构建覆盖传染病、慢性病等疾病的全周期防控体系。尤其要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建设，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区域协同联动、中西医结合救治等机制，全方位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 聚焦教育强国建设

“投资于人”的核心在于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而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效能的关键途径。教育不仅能增强个体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还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包容发展，为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底，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9%，县域基本均衡发展全面实现；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92.0%，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形成“双轮驱动”格局；据教育部数据，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23年已超过60%，一批大学和一大批学科已经跻身世界先进水平。总体来看，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投资于人”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聚焦教育强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一是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健全与人口流动情况相适应的教育资源动态调配机制，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重点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实施国家县中振兴行动计划，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通过集团化办学、强校带弱校等方式提升县域教育质量。加快推进免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建立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保障每个儿童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夯实终身发展的认知基础。

二是完善“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现代教育体系。职业教育聚焦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深化“订单班”“产业学院”等校企合作模式，推行“双导师制”和实训基地共建，培养“精工艺、善创新”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等教育实施分类发展战略，研究型高校瞄准“卡脖子”技术突破，加强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应用技术型高校聚焦区域产业需求，推进产教融合型专业建设，形成“学科专业—产业链—创新链”深度对接的人才培养体系。

三是加强身心健康教育。开足开齐体育与健康课程，推广校园足球、武术等特色运动项目，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全国学生心理健康监测预警系统，分学段完善心理服务工作机制。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包容、尊重、关爱的成长环境，引导学生培养抗压能力和健全人格。

四是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以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为抓手，构建“互联网+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整合优质课程、虚拟实验室等数字资源，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共享。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开发更多的个性化学习系统，满足终身学习需要。

| 聚焦就业优先战略

“投资于人”不仅要提升个人发展能力，还要搭建起个人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桥梁，让人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就业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核心枢纽，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党中央始终把就业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近年来我国就业总量显著增长，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据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数据，2024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达1256万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6.7%，就业人数同比增加700多万人，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信息传输、租赁和商务服务等行业的就业人数增加较多；新就业形态成绩斐然，从业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新职业不断涌现，2024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9个新职业和28个新工种，相关行业成为就业新“蓄水池”，为就业市场注入新活力。“投资于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聚焦就业这一关乎民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领域，着力“稳就业、保民生”。

一是强化政策协同联动。运用“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组合拳，统筹用好稳岗返还、税费减免、社保补贴等政策工具，将真金白银精准输送至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设立国家级就业专项基金，建立“需求导向—精准滴灌—效果评估”全链条资金管理机制，重点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制造业、服务业和新业态企业，让政策红利直接转化为岗位增量。强化跨部门协同，推动产业规划与就业布局同步谋划，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大项目建设中预先嵌入就业吸纳方案，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容良性互动。

二是聚焦重点群体帮扶。针对高校毕业生，完善“政校企”三方联动机制，同步强化职业规划指导和就业能力培训，破解“就业难”与“招工难”结构性矛盾。为退役军人定制“服役经历转化+职业技能培训+岗位精准匹配”服务链，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区提供“一站式”服务，推动军事技能向市场能力转化。针对脱贫人口和农民工，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建设规范化零工市场，推广“订单式”劳务输出和“家门口”就业模式。

三是健全权益保障机制。针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出台专门权益保障条例，明确平台企业与从业者的权利义务，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范围。强化劳动监察执法力度，建立欠薪“黑名单”和联合惩戒机制，针对性别歧视、户籍歧视等就业不公行为开展专项整治，用法治刚性守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持续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引导企业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四是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打造智慧就业服务平台，整合线上招聘（如国家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线下市场（如“零工驿站”）资源，运用大数据实现岗位需求与求职者技能智能匹配，提供“一人一策”就业指导。建立全周期就业监测体系，实时追踪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动态，提前预警失业风险并启动应急帮扶。加强基层就业服务机构能力建设，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引入专业人力资源机构等方式，提升职业介绍、创业指导等服务专业化水平。

 | 聚焦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投资于人”既要关注人的“乐业”，也须重视“安居”和“宜居”。“居者有其屋”是增强居民归属感、筑牢社会稳定基础的核心支撑，稳健的住房市场还是扩大国内需求、促进产业联动的重要保障。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5年2月份公布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6800多万套，1.7亿多住房困难家庭圆了住房梦。房地产市场长效稳定机制逐步健全，投机炒房现象得到遏制；北上广深等超大特大城市通过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缓解了一部分新市民、青年人的阶段性居住压力。

“投资于人”要密切关注人民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的住房需求，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一是激活合理住房需求。支持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稳妥调减限购、限贷等限制性措施，通过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优化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等方式，合理释放住房消费潜力。

二是盘活存量资源，优化供给结构。支持地方通过市场化收购、长期租赁等方式，将存量商品房、商办用房转化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通过“存量挖潜+增量提质”双轮驱动，提升住房资源配置效率。抓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下力气解决好加装电梯、停车、充电等难题，实现“让闲置房变保障房、让旧社区焕新活力”。

三是全链条防范风险，保障交付。健全“保交楼、稳民生”长效机制，建立房企风险“红黄蓝”分级预警体系，重点监测资产负债率、现金流等核心指标。

四是全周期提升住房品质。着力打造“好房子”，推广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嵌入智能家居系统、社区安防预警等数字技术，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服务”等提升居住便捷性和舒适度。

五是健全分层分类保障体系。完善租购并举、精准保障的住房保障体系，重点面向新市民、青年人、城镇低保家庭等群体，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 聚焦优化养老服务生态

“投资于人”是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工程。随着“银发浪潮”加速到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投资于人”面临的重大问题。健全的养老服务生态是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守护家庭幸福的民生工程，也是释放银发经济潜力、促进代际和谐的重要支撑。我国高度重视老龄化和居民养老工作。202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印发，党和国家就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问题、发展银发经济等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综合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公布数据，截至2024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0.7亿人；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我国建成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41万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6.9万个；2012—2023年，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由1686元提高到3162元，连续20年上调。老年人的各项保障制度不断健全、保障水平稳步提高，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成效明显。

“投资于人”要主动应对老龄化形势，聚焦健全养老体系，强化养老服务，构建全周期养老生态。

一是强化基本养老保险兜底作用。完善“定额调整+挂钩调整+倾斜调整”动态机制，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并向高龄、低收入群体适度倾斜。加速推进构建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完善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银行、保险、基金等机构开发适配产品。

二是激活银发经济新动能。支持智慧养老、旅居养老、适老化改造等领域项目投资。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公建民营、民建公助等模式参与养老服务。聚焦“健康管理+康复护理+文化娱乐”三大需求，开发适老化智能终端、旅居养老套餐、老年教育课程等多元化产品，推动养老与医疗、旅游、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建立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开设“银龄再就业”服务平台，引导低龄老年人从事教育咨询、社区服务等轻体力劳动岗位工作，实现“银发红利”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

三是创新养老服务模式。推广“物业服务+养老服务”模式，通过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提供助餐、助浴、康复护理等基础服务。针对农村养老短板，建设“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县级建立养老指导中心，乡镇建设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级设立互助养老点，通过“巡回护理车+智慧终端”解决山区、海岛等偏远地区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是涵养老年精神文化生态。推动县级老年大学全覆盖，开设书法绘画、智能技术、隔代教育等定制化课程。支持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公益服务，鼓励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提供陪伴服务。加强适老化文化产品供给，开发老年版短视频平台、有声书库等，营造“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社会氛围。

| 聚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的合理增长与分配结构的持续优化是“投资于人”的重要表现。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利于激发社会成员活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把“蛋糕做大”，并把“蛋糕分好”，促进实现共同富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成效显著，202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增至41314元，比上年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1%，跑赢了GDP增速；截至2024年底，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突破4亿人，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雏形。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12年的2.88下降至2024年的2.34，分配公平性持续提升。

“投资于人”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统筹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让发展红利更精准地转化为民生福祉。

一是健全三次分配协调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动企业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努力营造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积极发展公益捐赠。

二是持续推进“扩中提低”。通过技能培训、就业创业、产业升级，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健全面向更多低收入群体的发展型帮扶政策，开展面向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三是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在工资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推动劳动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积极鼓励居民通过投资、创新创业等方式增加收入，多措并举稳住股市，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市机制建设，稳步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作者为新利18平台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刊发于《中国发展观察》第4期。

同时应清醒认识到，消费潜力释放仍需破解诸多深层矛盾——例如城乡消费差距、服务供给不均、居民预防性储蓄偏高等问题，需政策持续发力、社会协同共治。唯有以民生为本、以创新为基，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方能从根本上激活内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本期封面专题，就聚焦“提振消费”。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在《2025中国消费研究报告：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中指出，我国内需不足主要表现在消费不足，消费不足的主要矛盾在于服务消费潜力未得到有效释放。究其根源，在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为此，加快推进服务消费潜力释放，重在破除结构性矛盾，重在“以人为中心”推进结构转型与结构性改革。

陈婷、李勇坚在《服务消费重塑中国经济增长新范式》一文中认为，消费升级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突出表现为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一方面，居民消费在品质和品牌选择上日益追求高端化、个性化；另一方面，实物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逐渐下降，服务消费的比重持续上升。为推动服务消费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需从加强需求升级牵引价值重构、数字赋能驱动价值增值、制度创新保障价值实现这三个关键维度着力突破，重塑经济增长的全新范式，助力服务消费从规模扩张向价值深耕转变。

赵伟、侯倩楠撰文指出，消费提振政策需兼顾短期刺激与长效机制：一方面通过精准补贴、服务消费支持等工具激发即时需求；另一方面更需依托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完善等深层次变革，从根本上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信心。唯有政策“组合拳”与制度性改革协同发力，方能构建起内需持续扩大的长效机制。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报告》2025年第11期。

关键词：央企智库；数智化建设；对策建议

| 央企智库数智化服务需求的特征

央企智库与其他智库相比在数智化服务需求方面具有自身特点，这种特点与央企智库的研究内容紧密相关。总体而言，央企智库对数智化服务的需求呈现四个特点。

1. 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

央企智库是服务各行业中央企业的研究咨询机构，主要聚焦于央企自身发展和行业发展转型升级，与其他智库相比，央企智库的数智化服务需求主要集中于本行业内部，数字化资源需深度体现行业发展的各方面情况，智能化服务需对行业运行逻辑具有深入理解，对专业性要求较高。

2. 需要产学研紧密结合

央企智库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发挥科学决策支撑和运营管理支持作用，需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与其他智库相比，央企智库的数智化服务需要与央企生产场景紧密结合，深度融入日常运营与业务模式中，对企业生产进行直接指导，对可操作性要求较高。

3. 具备行业数据积累优势

央企智库具有掌握央企和行业运行相关数据的先天优势，数据资源成为央企智库的核心资源，与其他智库相比，央企智库的数智化服务更加具备数据驱动优势，智能化服务要深度挖掘和分析数据，实现服务过程的智能化和精准化。

4. 需要具备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

央企智库需要支持央企发展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捕捉能力至关重要。与其他智库相比，央企智库的数智化服务需求秉承服务敏捷化的重要方向，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工具，迅速捕捉市场变化，为央企适应客户需求变化和灵活调整运营策略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 对策建议

一是加强数据等资源系统管理分析。央企智库应重视对自有数据资产的梳理、整合、管理和挖掘应用，已形成数据资产的应加强对现有数据资产的系统性管理和挖掘分析，更好地发挥这些数据资源对于智库研究的重要作用，提高智库的资源优势和竞争力。

二是拓展数智化工具应用范围，提高其支撑能力。支持央企智库广泛部署研究数据收集和分析软件、人工智能辅助平台等数智化工具，以提高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提高研究人员工作效率。重视并支持央企智库针对个性化、专业化研究需要所进行的本地化数智化工具开发和应用，在本地化过程中需着重考虑智库研究方向、研究专业及所在央企主业范围，以提高智库的专业性和竞争力。

三是拓展数智化服务。随着宏观环境以及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不断提高，研究人员对信息挖掘、整合和初步处理分析的技术服务需求也逐步提升，从基础数据到可视化图表，再到文字的编写，其对数智化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智能化特征，需要逐步拓展数智化服务以推进央企智库高质量发展。

四是提高央企智库数智化支撑水平，需要解决数据处理、技术支持、资源整合、系统设计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当前数智化支撑功能不够全面的问题，重点提升高级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数据集成和管理等方面的数据处理能力。当前数智化支撑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使用者的部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需要通过技术对接提供更多的定制化服务和支持。目前数智化支撑能够提供的资源过少，不足以完全支撑研究需求，应不断拓展各类资源的来源，拓展资源的广度和深度。有针对性地解决用户界面不友好、系统稳定性差、移动设备不兼容等用户反映较多的问题，不断迭代升级系统设计。

（作者为中共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校副校长、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中心副主任）

本文完整版刊发于《中国经济报告》2025年第10期，原题为《央企智库数智化建设需求分析》。

提 要：本报告就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以下简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提出18 条研究建议：严格界定核心政策的基本内涵；形成加快核心政策落地的法治保障；尽快出台“零关税”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封关运作后实行“低税率、简税制”的税收制度；以“境内关外”的特殊制度安排形成核心政策落地的关键条件；依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确立“境内关外”的法律地位；加快制定“境内关外”的法律法规；建立与“境内关外” 相适应的特殊行政体制；形成“积极放、高效管”的“境内关外”海关监管特殊区域运作格局；依托“境内关外”的重要条件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十五五”实现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的实质性突破；加强与以RCEP 为重点的区域合作交流；实现“总部基地”建设的重要突破；创新性实施加工增值免关税条款，实现与内地更好的经济联通；做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领导机制”；建立“赋予海南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的落实机制；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机制；适时修订、优化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关键词：海南自贸港法；政策落地；法治保障；研究建议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是中央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要求，是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以下简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重大任务。着眼于封关运作后“十五五”全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际需求，要以形成加快核心政策落地的法治保障为基本要求，以构建“境内关外”的特殊管理体制为重要举措，以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为战略目标，以建立并完善上下合力机制为重要保障，形成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新局面。

一、加快核心政策落地的法治保障需求全面增强

加快核心政策落地，是增强内外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预期与信心的重大举措，是封关运作的关键因素，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大任务。“十五五”全面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首要的是形成加快核心政策落地的法治保障。

（一）严格界定核心政策的基本内涵

1.“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是核心政策。“五大自由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是实行“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后必然达到的成果标志。就是说，在实行“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基础上实现贸易、投资、资金、人员、运输、信息等自由便利流动。

2.“零关税”居“核心政策”的首位。自由贸易港的“零关税”不简单是关税水平问题，更是一种“境内关外”海关监管特殊区域的制度安排，对打造与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牵引作用。

3. 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突出特征。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实施“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等政策与制度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其核心政策具有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重要特点。

（二）形成加快核心政策落地的法治保障

1. 形成加快核心政策落地的刚性约束。例如，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中提出的“全岛封关运作时，将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等税费进行简并”等具有时间约束的核心政策，依法按时落地；对“全岛封关运作、简并税制后，海南自由贸易港对进口征税商品实行目录管理”等明确条件的核心政策，争取提前落地；等等。

2. 形成加快核心政策落地的稳定预期。例如，个人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享惠主体逐年减少，有内外形势变化的因素影响，也有享惠前置条件变化、趋严等因素的影响。要以法治刚性强化政策稳定性，形成内外企业、人才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良好预期。

（三）尽快出台“零关税”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

1. 实现“零关税”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制定实施精简无感的进口征税商品目录，目录外商品进口免征进口关税及环节税，实现大多数商品“一线”进口免关税。同时，将早期探索建设阶段的“一负三正”四张优惠税收清单裁并或转为进口征税商品目录管理范围；取消现行各类特定优惠税收政策并纳入统一免税范围；进境物品简税制并入征税目录内管理，执行同条件征税、同条件免税。

2. 创新性实施禁止、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管理制度。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依据，制定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止和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物品清单”。

——在不违反禁止类货物进口目录的基础上，实现禁止类货物进口目录的突破，最大限度减少或取消非安全准入类贸易管制。

——聚焦许可类、配额类等限制类货物，参照国际“境内关外”园区的基本做法，简化部分货物的许可审批程序，适当放宽货物配额。

3. 实施低干预、高效能的海关监管。

——对除禁止、限制进出口之外的货物免于海关常规监管。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13 条“在境外与海南自由贸易港之间，货物、物品可以自由进出”的要求，实行分类管理。例如，对除禁止、限制进出口之外的货物免于海关常规监管，无须申报，凭其传输的进出境记录直接放行；限制类货物申报，使用简化版报关单，随附监管证件；精准布控“一线”口岸，重点监管未申报的禁止、限制类物项以及其他存在进出境安全风险的物项等。

——创新“二线”进入内地海关的监管制度。重点对进口“零关税”货物、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等经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入内地进行严格的海关管理；同步开展经加工后免关税进入内地货物的有效监管，并充分利用信用监管、数字监管等，有效避免监管资源的浪费，提高通关便利性。

（四）封关运作后实行“低税率、简税制” 的税收制度

1. 推进税制简并改革。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27 条明确“全岛封关运作时，将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等税费进行简并，在货物和服务零售环节征收销售税”。建议尽快启动简税制方案的制定，在封关运作时同步出台，以稳定各方预期。

2. 创新实施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建议尽快将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旅游等职业技能人才纳入15% 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适应人才集聚的需要，对海南自贸港内居民取得的劳务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时加计一定比例的减免；对海南自贸港内企业以股权形式奖励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经审核后分期缴纳。

3. 创新实施特殊企业所得税制度。建议对企业所得税享惠主体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扩大政策享惠面，增强企业投资海南的获得感。

4. 建立相对独立的税收管理体系。

——搭建海南自由贸易港税收征管平台。开发与简税制、低税率相匹配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并实现与现行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在接口、标准等方面的对接。

——改革税务部门领导管理体制。例如，建立与内地联通的税务信息共享机制。实现海南与内地在企业和个人纳税信用联动、涉税信息互换、联合税收稽查等领域的合作；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实现税收征管的精细化，准确识别企业逃税行为，并有效防止重复征收。

——强化税收征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同主要投资伙伴签订预约定价协议，跨境业务公司通过与海南税务机关进行协商讨论，预先确定税务机构和跨境业务企业双方同意的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将转移定价的事后税务审计变为事前约定。

二、建立健全“境内关外”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制度的迫切性增强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11 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制度”。我们认为，这个“特殊”就是“境内关外”。这是因为以“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为核心的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直接依赖于“境内关外”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制度。全面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要以用足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为重点，加快建立具有“境内关外”特征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体系。封关运作，标志着海南自贸港由起步阶段到实质性运作的全面转型；标志着海南自由贸易港由政策准备到制度安排的全面转型。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在即，尽快宣布“境内关外”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制度，具有多方面的迫切性。

（五）以“境内关外”的特殊制度安排形成核心政策落地的关键条件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直接依赖于“境内关外”的特殊制度安排。“境内关外”是核心政策落地的前提。从现实情况看，与内地统一的海关监管制度与体制掣肘核心政策落地。例如，“保税航油加注”作为航油“零关税”政策，是促进航运自由便利的重要条件。目前，受制于相关企业无国营贸易进口资质而无法申领自动进口许可证，此项政策尚未落地。

2. 按照“境内关外”特殊制度安排实现封关运作前后核心政策顺利转换。例如，“一负三正”税收清单裁并或转为进口征税商品目录清单，实现“零关税”及进出口环节税的征收目录由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转变；税收优惠政策由鼓励类向普惠制过渡。同时，启动销售税改革，开展简税制探索；同步制定与“一线放开”政策切换相适应的监管方式、监管制度的切换方案。

（六）依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确立“境内关外”的法律地位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14 条明确提出“货物由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入境内其他地区（以下简称内地），原则上按进口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体现了“境内关外”的主要内涵。封关运作后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就是要全面确立“境内关外”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制度，在货物、服务、资金、财税、人才等领域实行不同于内地的高水平开放制度。这将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的决心和改革的勇气，既能加快核心政策落地，又能提高针对性，应对外部环境挑战。

（七）加快制定“境内关外”的法律法规

1. 重在大胆开展变通立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10 条确立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不仅突破了一般地方立法权的“不抵触原则”，而且超过了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变通立法范围，将部分全国人大及国务院的立法权限让渡给海南，是“创新法”“授权法”的突出体现。建议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时，要以变通立法为主要任务，重点围绕变通“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等核心政策涉及的上位法具体规定，实现重要突破。

2. 构建具有“境内关外”特征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体系。

——用好“贸易、投资及相关管理活动” 的创新空间。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不仅可以制定贸易、投资等地方性法规，也具有财税、金融、出入境、司法等领域的法规制定权限。

——用好“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或者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事项”的创新深度。这是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在现行法律法规下大胆创新的核心所在。建议重点围绕立法法第11 条确定的“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民事基本制度，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制度和仲裁基本制度”等领域开展创新立法，以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破解政策落地的体制性掣肘。

——用好“依法直报”机制，破除“调法调规”效率不高的掣肘。当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涉及国家立法保留事项时，建议由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直接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由此，确保政策制度落地实施的高效、规范。

3. 建立专业、高效的立法体制，促进立法机制创新。

——在省人大组建专业高效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立法机构。按照因需立法的原则，面向国内招录聘任知名法律专家组建专业性立法团队，以提升省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质量与效率。

——将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转化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借鉴新加坡经验，将国际公约及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转化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利用好委托立法或吸引知名法律专家参与立法的立项、起草、论证、审议、评估等。

4. 加强全国人大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的指导。建议进一步强化全国人大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运用的业务指导及质量评估，定期对规范使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的行使情况开展督导检查，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规范、有效。

（八）建立与“境内关外”相适应的特殊行政体制

1. 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8 条“国家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行政区划改革创新，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和行政区划结构体系”推进行政区划体制创新。稀缺的土地资源是海南发展的后发优势。2024 年，海南单位土地产出的GDP 仅相当于广东的29.1%、台湾地区的14.6%、香港的0.95% 以及新加坡的0.42%。初步估算，若海南单位土地产出的GDP 达到广东的50%，其GDP 将达到1.4 万亿元；若达到香港的5%，其GDP 将达到4.2 万亿元。建议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要求，尽快形成行政区划调整方案。比较可行的举措是在全省规划统一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土地利用统一、基础设施统一、产业布局统一、城乡发展统一、环境保护统一、社会政策统一，尽快形成“全岛一个大城市” 的统一布局。

2. 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6 条“国家建立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例如，在省级层面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经济贸易委员会，其性质为法定机构，争取出台相关法律并明确赋予相应的经济开发经营职能；按照因需设立原则，加快建立以法定机构为主体的高效执行系统。

3. 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15 条“海关实施低干预、高效能的监管”要求，实行与“境内关外”相适应的海关监管体制。建议将海口海关升级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关，作为海关总署派出机构，代表国家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境内关外”的海关管理，保障“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

4. 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54 条“国家支持探索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与“境内关外”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改革。例如，参考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投资仲裁规则及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相关规则，进一步完善海南国际仲裁院的仲裁规则, 依法保障国际商事纠纷当事人自由选择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商事通行规则、商事惯例的权利。

（九）形成“积极放、高效管”的“境内关外”海关监管特殊区域运作格局

1. 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依据明确“一线”“二线”监管责任。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明确“货物由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入境内其他地区（以下简称内地），原则上按进口规定办理相关手续”。这实质上体现了内地海关及相关管理机构的主体责任。为此，海南自由贸易港要履行好“原产地”确认等重要责任以及管好“一线”的主体责任。

2. 在“一线放开”中打造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新前沿。

——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率先突破。一是在全面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重点议题中率先突破。例如，主动对接CPTPP 服务贸易开放规则、国有企业条款、知识产权保护等深度议题，率先实现突破。二是在主动对接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贸易规则上率先突破。特别是在对接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数字信息保护规则方面率先突破。

——在探索实施劳工保护等新一代经贸议题方面率先突破。一是在劳工保护规则方面率先探索。例如，可借鉴越南等国家做法，探索实行我国尚未加入的劳工保护规则。二是在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率先探索。三是在环境保护规则方面率先落实。特别是在绿色贸易认证、绿色供应链管理、更加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积极探索。

——在教育、人才、劳务等领域的单边开放上率先突破。例如，进一步扩大教育市场开放，形成境外高校独立办学的配套体系，并赋予其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在59 国入境免签政策基础上，推出全球免签计划；针对国际人才，探索开展职业技术移民积分制，设立综合的职业技能打分制度，综合评估申请人的职业技术能力，探索家政服务等技能人才的引入等试点。

3.“ 二线高效管住、管好”。“二线高效管住”要以不降低与内地连通性为底线，实现与内地间的物畅其流、人便于行。例如，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自由贸易港货物经“二线”进入内地视同进口，这就要求“二线” 领域的海关监管制度，要在重视防范走私风险的同时，基于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征关税等重点政策实施精准化的分类监管，并以不降低海南与内地货物流动的便利性为底线。

三、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战略目标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1 条规定，要“推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目的是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开放门户，是国家战略需求，是海南的历史责任。依托“境内关外”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制度等关键条件，在加强与东盟为主体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重点区域合作交流中提升影响力、辐射力，海南将成为我国推进区域性自由贸易进程、构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枢纽。

（十）依托“境内关外”的重要条件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

1. 服务于打造我国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开放门户。全面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要服务于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的战略目标，以法治建设明显增强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区域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并在我国高水平开放战略布局中发挥特殊作用。

2. 发挥“境内关外”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制度的独特优势。一方面，以核心政策落地促进内外企业更加便捷地获取国际商品、服务、标准等要素，更好服务国内大市场；另一方面，借助核心政策更好服务内地企业、资金、货物等要素更加顺畅便利的“走出去”，辐射服务以东盟为主体的RCEP 市场。

（十一）“十五五”实现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的实质性突破

1. 把握封关运作后加快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的战略需求。封关运作，就是要充分利用海南岛扼守南海要冲的区位优势和背靠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境内关外” 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吸引各类市场主体和优质要素集聚，明显增强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在封关运作的关键当口，要将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的基本实践与法治创新相结合，实现两者相互促进。

2. 实现国家重要开放门户的实质突破。着眼于到2030 年实现打造重要开放门户的实质性突破，要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规定，主动适应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新趋势，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努力打造区域合作的重要枢纽和区域自由贸易的前沿地带。

（十二）加强与以RCEP 为重点的区域合作交流

1. 打造我国与RCEP 市场的重要交汇点。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条件在中国与RCEP 的市场联通、产业融合、规则衔接、要素配置中发挥战略枢纽作用，成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重要交汇点。

2. 在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调整重构中发挥枢纽作用。

——打造面向东盟的农产品保鲜加工储藏基地。吸引农业龙头企业在海南开展相关产业化项目，开展面向东盟的农产品保鲜、加工、储藏、物流等业务，打造面向东盟的热带农产品储藏保鲜中心。

——打造区域性数据加工、交易基地。面向RCEP 国家和欧盟等市场发展软件服务外包服务等。同时，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国家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探索实施区域性国际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安排”，率先实施对接DEPA 的数字贸易规则，在数据本地化存储及跨境数据流动安全监管方面开展更大力度探索。

——打造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加工增值货物内销等政策，鼓励支持东盟企业围绕海产品加工等在海南投资设厂；大力发展海洋物流、海洋旅游、海洋信息服务、海洋工程咨询、涉海金融、涉海商务等服务配套产业，以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对中国与东盟蓝色经济产业链供应链的管理能力。

——建设以油气资源储藏、加工、交易为主题的洋浦自由工业港区。例如，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全面实行油气项下的自由港政策；吸引国内油气加工企业在洋浦布局总部基地，并进入东盟、中东等区域开展投资合作；发挥中国海上油气田开发技术、资本、装备等优势，合作推进南海油气资源开发。

3. 在促进以旅游为重点的区域性人文交流方面发挥特殊作用。

——建设全球最大免税消费市场。放开免税购物市场准入，在明确标准的前提下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在公平竞争中降低免税商品价格、建立完善国际化服务体系；实现海南与香港合作共建免税消费品标准体系、服务体系的重要突破。

——做大高端医疗、教育消费市场。尽快将先行区除“干细胞临床研究”外的其他开放政策扩大到全岛，将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打造成为“国际医疗硅谷”；扩大教育市场开放，做大独立办学市场，尽快实现“外籍人员担任独立办学高校校长”等政策落地，并赋予外资独立办学机构在课程设置、师资招聘等方面更大自主权。

——推动跨境人才要素市场开放。率先实施面向全球华裔的技术移民政策；以实施积分制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居留制度，并为外国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留开辟绿色通道。全面扩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单向认可清单范围，并实现与“对外国人工作许可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的叠加集成。

（十三）实现“总部基地”建设的重要突破

1. 加快建设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总部基地。“总部经济”或“总部基地”的突出特征是，作为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形态，其产业关联度强、集聚辐射带动作用大。建设“总部基地”是破解海南自由贸易港经济流量小、市场主体少、企业竞争力弱的重要举措。2023 年，中国对东盟投资同比增长34.7%，其中经海南自由贸易港直接投资额占比8.5%。适应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大趋势，争取到2030 年，海南总部企业数量由目前的不足100 家增长到500 家。

2. 依托“率先落实金融开放政策”吸引总部企业将核心业务布局海南。例如，按照“率先落实金融开放政策”的要求建立金融政策升级机制；进一步拓展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功能，逐步将证券投资纳入，并拓展“跨二线”货币种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贸易结算、跨境投资、跨境融资及债券投资等业务便利度，实现“具备条件的企业资金转移和支付自由进出其领土且无迟延”；同时，以“监管沙盒”方式开展加密资产的发行、交易、结算试点。

3. 构建以总部企业为主体、以离岸业务为重点的经济形态。

——以准离岸业务为突破口带动离岸业务发展。服务于国内企业降低成本、规避风险的需求，积极发展国内企业对东盟等区域的离岸贸易、离岸投融资、离岸结算、供应链管理等业务，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带动形成离岸业务发展大环境。

——重点要发展离岸金融。要尽快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提出的“可以通过指定账户或者在特定区域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等条款，并通过港湾融合等多种方式为新型离岸贸易主体及非居民企业提供包括融资、信用担保、避险保值、财务管理等全流程的跨境金融服务。

——打造与离岸业务相适应的专业服务体系。加快引进更多国际知名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投资咨询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允许具备国际执业资格的相关机构经海南省主管部门备案后，直接为海南非居民企业提供记账报税、审计验资、资产评估等会计服务。

（十四）创新性实施加工增值免关税条款，实现与内地更好的经济联通

1. 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依据实现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优化升级。将在海南的生产性服务投入纳入增值计算范围；与产业发展需求相适应，制定实施15%–30% 的差异化增值比例，通过分行业差异化的加工增值比例使更多加工环节留在海南。

2. 实现与RCEP 原产地规则的叠加。将RCEP 其他成员国内所有生产和货物增值纳入累积的适用范围。即：即使非原产材料在RCEP 其他成员国经过加工仍未获得原产资格，但仍对其实现的加工和增值部分予以累积，再经过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累积达到40%，即可享受“零关税”进入内地的政策。

3. 以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为依托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一体化。

——推进港湾海洋产业一体化。若海南海洋经济密度提高到广东2023 年50% 的水平，估计海南海洋生产总值将达到4500 亿元左右，由此有力推动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一体化。建议以“广东技术+ 海南资源”“广东研发+ 海南应用”，合作发展海洋牧场、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支持广东与海南的邮轮旅游合作，联合开发面向东盟的邮轮旅游产品；支持广东涉海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立远洋渔业开发基地、船舶维护保养基地；等等。

——港湾合力打造全球热带农业中心。初步估算，海南农产品加工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广东2021 年的水平，将新增近5000 亿元的农产品加工产值。建议海南、广东合作建立面向东盟的热带农产品采购、加工、交易基地；支持广东农业龙头企业将进口、加工、保鲜、包装、研发等业务布局在海南；支持广东农业研发机构参与共建南繁种业科技创新中心；等等。

——以制度型开放共建港湾服务贸易一体化大市场。以金融、法律、会计为重点制定“港湾市场认证标准”，实现一次认证、港湾全域自由经营；明显扩大海南对香港金融、法律、医疗等领域人才的单向认可范围，率先在债券、保险等风险较低的领域制定实施“港湾单一通行证制度”，实现监管标准的对接；等等。

四、形成全面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上下合力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作为国家立法，是国家战略在法律层面的具体体现，其法律效力及于全国。建立完善“合力”机制，形成全面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上下合力，既是全面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其作为国家立法的基本要求。

（十五）做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领导机制”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6 条明确“国家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领导机制”，并按照“中央统筹、部委支持、省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积极推进。问题在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重大国家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着明显区别。建议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要求，成立高层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领导小组，加强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重大政策和事项的统一领导与统筹协调，并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成立由国务院相关部门组成的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小组，指导开展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就政策制度推进过程中涉及的堵点难点进行协调，对于权责不清的未定事项统一协商，及时处理。

（十六）建立“赋予海南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的落实机制

建议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7 条要求，赋予海南自由贸易港充分的改革自主权。例如，适应封关运作后核心政策全面落地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相关条款全面实施的实际需要，系统梳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及中央各部委出台的支持海南的专项方案中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条文，并结合海南高水平开放的现实需求，形成具体授权清单（包括授权事项、授权范围、授权期限等），由全国人大或者国务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实现一揽子授权。

（十七）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机制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单独立法，本法约束海关、边检、安全、土地、环保等国务院职能部门，海南省和中央部委都是这一法律的执法者。

建议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施督导机制与执法检查机制，明确全国人大加强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施的全过程督导，并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整改建议。

（十八）适时修订、优化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1. 对“国家重要开放门户”的战略目标予以特别确认。建议以国家立法的方式对打造重要开放门户予以特别确认，这对强化各方关于“作为重大国家战略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认识，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支持海南大胆改革创新” 的要求至关重要。

2. 明确“境内关外”的法律地位。这既有利于破除加快核心政策落地的体制掣肘，也有利于充分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建议适时将“国家建立健全‘境内关外’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制度”写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现“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制度”的具体化。

3. 将“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具体化。例如，调整第30 条“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实行个人所得税优惠”等具有优惠政策特征的表述，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不高于15% 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殊税收制度”；“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按照提升对海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吸引力的需求，制定实施对人才、企业的财税优惠政策”。

（课题组组长：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课题组成员：杨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郭达，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副院长；陈薇，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文芹，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秘书长；王宏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报告》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