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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2023）》一书。本文认为，我国需要紧抓汽车产业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变革的机遇，在更宽的领域推动重大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加快实施创新引领、绿色低碳、智能网联、质量品牌、双向协同、开放共赢六大行动，在推动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提升国际竞争力，在高水平开放合作中推动汽车产业由大变强。

创新引领战略：以新能源和智能网联为突破口，提升汽车产业引领性创新能力

一百多年来，汽车设计制造不断出现新路线、新技术、新创意，汽车市场不断扩大和细分，形成体量庞大、环节众多的产业体系，有力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能够建立较为完备、处于全球前沿水平的汽车产业体系，是具备较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综合实力、有能力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较大贡献的标志之一。我国自2009年成为全球汽车产销量最大的国家以来，成为引领当前全球汽车市场需求变化的主要力量，同时也建立了具有规模经济和配套优势的完整产业链，在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中推动了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体系效率提升。回顾历史上发达国家对汽车产业的开创性、变革性贡献及其深刻的经济社会影响，我国距离树立汽车设计与汽车制造的新范式、重塑全球汽车产业面貌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紧抓汽车产业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变革的机遇，在更宽的领域推动重大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为全球汽车产业跨时代的进步做出中国贡献。

美国是现代化汽车工业的定义者，在20世纪初创造了大批量标准化的汽车制造流水线以及零部件供应链，大幅降低汽车制造成本，推动汽车在中等收入的劳动阶层得到普及。汽车在美国国土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美式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出现了汽车旅馆、“得来速”等汽车出行配套服务。在电动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进程中，美国也是最先起步者，有力地吸引各类优质研发创新要素流向汽车产业、各领域先进技术向汽车产业转化应用。

欧洲是汽车的发源地和世界汽车文化的发祥地，汽车不仅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美学的集合、体育运动的载体、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充分展现欧洲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化。欧洲汽车产业发挥机械、材料工业的长期积淀优势，坚持以高性能、高品质为核心优势，以超级跑车、豪华轿车、高端零部件构成主打产品，获得较高的品牌溢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使欧洲汽车产业在共同市场中充分竞争、百花齐放，为汽车产业全球化打下了重要基础。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抢抓石油危机、经济滞胀带来的汽车产业变革机遇，推出了经济实用的设计理念和“精益生产”的管理方法，实现了汽车产业的后发赶超。在全球化进程加快、新兴经济体对家用汽车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日本车企完成了全球布局，日系车受到购买力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普遍欢迎，由此也加快了汽车产业全球化。在探索氢能汽车等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中，日本也做出重要探索，积累了可继续改造升级、进一步实用化的技术体系。

新一轮汽车产业革命将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绿色、智慧、高效出行模式，并以共享化、服务化等新模式，减少公路交通对资源环境、国土空间、人力资源的占用和消耗，从而进一步降低汽车全生命周期综合成本，提升后发国家汽车生产销售量并加快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我国作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和全球化发展较为迫切的发展中大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诉求与当今全球汽车产业的变革趋势十分贴近。我国汽车产业将以汽车服务于更加美好生活、全球共享发展成果为主题，以智能化和集成化为主线，通过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的深度融合，在智能水平、安全属性、附加功能、分时共享、行驶能效、材料循环等不同维度谋求新的重大突破。

一是推动汽车由交通工具发展为集综合智能终端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共享式、移动式生活工作平台。加快“5G+ 北斗”全面上车，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城市网络兼容衔接，丰富应用场景。依托智能座舱完善家用汽车的工作生活功能，未来在实现高级别自动驾驶的基础上推进“座舱革命”，提供工作、娱乐、休息多用途切换的围坐式座舱。通过“云端代驾”等无人化接送车辆技术，大幅降低汽车分时租赁成本，在大城市率先实现“随召随用随地还”。

二是推动汽车与公共基础设施集成创新。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传统比较优势，通过在公路加装新型基础设施，如快捷充换电、分布式储能、分布式计算、智慧感知导引告警信号系统、车路通信及路侧辅助驾驶系统等，实现汽车在轻量化的前提下提高智能化、绿色低碳化水平。研发太阳能汽车、飞行汽车等下一代运载工具并寻求规模化部署的合适场景。

三是充分运用智能技术赋能汽车设计制造和运行维护。加快构建汽车设计制造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将人工智能运用于仿真环境模拟测试、动力系统与零部件优化、制造方案生成等环节，显著提升汽车设计制造一体化水平，缩短整车设计与制造解决方案迭代周期。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及道路交通大数据采集、智能化分析应用水平，将积累的数据高水平转化为设计理念和细节的进步。在合理控制成本的前提下提高车内传感器部署和关键零部件集成芯片的水平，实现汽车性能实时测控、潜在故障预警和智能化维保。

四是不断丰富具有鲜明中国技术优势和价值观内涵的产品体系。深耕混合动力技术，面向新兴市场的增量需求，打造以都市圈城市群绿色通勤为主、兼顾远途出行和山地郊野旅游休闲功能的中国特色乘用车典范。完善汽车适老化设计，推广驾乘人员身体状态监测系统。巩固提升大型客车及特种车辆的性价比优势，推出更加适应恶劣气候和复杂路况、更好兼顾运输与施工现场功能的工程车辆，推动适合广大乡村地区的多用途农用车、物流终端配送车在绿色智能化改造后走向海外市场。

绿色低碳战略：以新技术强化规模经济、克服资源环境约束，打开全球汽车产业新的增长空间

据估计，道路交通占全球碳排放的18%左右，如考虑汽车工业及上游原材料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汽车对全球碳排放的贡献应在20%以上（国际能源署估计全球钢铁工业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的7%—9%；世界钢铁协会、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 年全球汽车工业消耗钢材约3 亿吨，占全球钢铁表观消费量的16%左右；钢铁材料平均占据了每辆汽车重量的50%— 65%，贡献了汽车材料碳排放的30%—40%；根据以上数据可推算，汽车工业所消耗的材料对全球碳排放的贡献应在3% 左右）。我国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尽管人口已经开始减少，但汽车消费还远未达到总量相对饱和的拐点。印度、非洲人口总量均与我国相当，但汽车保有量均不足我国的1/5，其汽车保有量的增长还处于需求加快释放的早期阶段。未来一个时期，相对后发经济体不仅预计新增大量的汽车及道路排放，其相应公路基础设施以及带有停车设施的城市建筑物建设，也将带动建材产业产生巨大的碳排放。从全球资源环境承载力特别是近年来气候变化的趋势看，广大新兴市场需要发展更加绿色低碳的交通体系，尤其是立足本国国情，在合理规模、适宜能源属性及能耗标准的框架内提高国民机动车保有率。我国在实现本国道路交通节能减排的同时，要加快新能源汽车以及节能环保型燃油车的海外布局，引导新兴经济体在汽车及相关产业领域走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

一是根据海外市场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布局相应的节能环保型燃油车。充分考虑到一些发达国家主要采用燃气或燃油发电、输配电终端设施建设及服务成本较高、电动车运行成本优势不明显的情况，以及相对欠发达国家电力基础设施滞后、供电不稳定的情况，对海外市场电动汽车渗透率上升较慢的前景有所估计。现阶段仍要在燃油车提高能效、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降低综合成本方面加大技术投入，开发适合海外市场的燃油车，提高相应关键零部件保障能力。

二是发展适合海外市场的电动汽车及配套设施服务体系。巩固我国在小微型电动车领域的优势特色，引领新兴市场树立绿色低碳、大众普及、节省空间、简约实用的汽车消费观念。面向欧洲、中东、拉美等消费能力相对更强的市场，发展电动超跑、电动豪华越野车、电动皮卡等产品系列。积极扩大换电服务的海外“朋友圈”，推动换电技术标准逐步统一或兼容。探索发展可在园区或停车场内自动运行的移动充电车（充电机器人），减少一次性配置过多充电桩或者不断扩容加装充电桩造成的额外建设维护成本。

三是战略性保留新能源汽车的不同技术路线。推进氢能重载车在港口、矿区、工业园区、长途货运通道部署并实现高效运行，依托我国承建海外园区及公路等项目，同步建成一批氢能汽车示范区域（走廊）。结合未来更大规模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需求，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新能源制氢及甲醇经济，找准目标市场，抢占甲醇汽车技术制高点和产业先发优势。

四是更好发挥新能源汽车带动新能源应用的重要作用。在人口密度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布局光储充一体化系统，依托新能源汽车提供乡村定居点供电、储能及交通出行一体化解决方案，促进“新三样”携手“走出去”。推动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制氢项目，完善物流枢纽储氢加氢设施，推动建设跨境输氢管道和液氢接收站，在沿边沿海地区打造服务于国内氢能汽车的氢能输送通道。

五是发展废旧汽车回收拆解、二手车出口、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形成全球化的汽车循环经济。推进退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在储能等领域规模化梯次利用，大力发展动力电池回收拆解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按照各国环境保护及碳排放标准，合理布局跨境回收利用产业链。面向非洲等欠发达国家市场，开拓二手车、改装车出口市场，发展商用车维修改装服务，促进运输物流服务供给、出行成本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

智能网联战略：坚持车路云一体化发展路径，推动汽车商业模式变革与运行方式变革相协同

进入21世纪以来，在锂电池技术发展推动下，电动汽车以迅猛的发展势头回到全球汽车产业的主流。电动汽车相对于燃油车的一大优势在于更适合加载智能终端，实现复杂的计算和大容量通信功能。这一时期，移动通信领域也相继普及了3G、4G和5G 技术，传输容量实现飞跃，可靠性大幅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在算法和硬件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发展智能汽车并组网运行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技术条件。

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一定程度乃至完全的自动驾驶，带来轻松舒适、安全可靠的驾乘体验。自动驾驶技术早在20世纪已有探索，近年来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沿。过去十多年，在军用自动驾驶技术需求驱动下，美国培育壮大了面向商用的自动驾驶研发创新力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Waymo公司所采取的高精地图与激光雷达技术路线，以及特斯拉开辟的纯视觉技术路线。但从高级别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测试和商业化进程看，目前采取“单车智能”直接实现高级别自动驾驶的路径仍面临一些困难。我国坚持车路云一体化、渐进式的自动驾驶发展路径，采取先在城市局域测试高水平自动驾驶、在车端先推广智能辅助驾驶、在路侧先推进信号灯智能化改造的策略，实现一部分经济效益后再滚动投入更高水平的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自动驾驶能够按照客观规律有序发展、行稳致远。近几年，我国成为自动驾驶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国家，较好发挥了市场规模、产业链、监管机制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推动自动驾驶技术逐步实用化、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加快形成。我国更好发挥了地方政府在培育新兴产业中的积极作用，政企协同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应用，建立由基础设施、车载软硬件、整车制造及应用服务等各环节构成的较完整产业体系，催生了一批以自动驾驶算法研发为核心竞争力、以应用服务为商业模式的创新型企业，推动自动驾驶在出租车、干线物流、终端配送等不同场景的测试应用均取得积极成果。着眼于全球市场需求，加快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优化战略路径。

一是科学布局智能辅助驾驶汽车和高水平自动驾驶汽车，在合适的技术条件下推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在家庭消费能力较强、基础设施翻新成本较高的欧美发达国家，宜通过单车智能率先实现一小部分车辆的示范自动驾驶。而在与我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相近的新兴经济体，家庭购买力尚不足以支撑单车智能自动驾驶的普及，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较大的空间，则可以先发展智能辅助驾驶汽车，并通过特定区域和路段的路侧设备建设，辅助车辆在局部实现更高水平自动驾驶功能。

二是以智能网联汽车为平台，探索汽车商业模式的变革。欧美发达国家在数字消费、服务付费等方面的市场接受度较好，先享受后付费的消费观念较为成熟。可以积极探索“软件定义汽车”和按实际使用功能、频率收费的商业模式，并在二手车交易中探索“智能化自我估值”及相应的车辆回收“以旧换新”服务。广泛开展与文娱、旅游、电商零售等各类企业合作，将车内系统界面转化为接入各类互联网平台、提供产品销售及付费服务的“流量入口”。还可依托智能网联汽车采集的数据，探索汽车金融、汽车保险的差异化精准服务，甚至推出基于公式和数据的一车一费、个性化定制服务。

三是发挥智能网联汽车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通过我国传统优势产业集群放大汽车产业出海收益。发展智能网联汽车需要通信基础设施、公路工程、城市建设与更新、数据中心与云计算、充电桩与储能等方面的全面配套，智能网联汽车的运行则对电商物流、社交媒体等产业起到促进作用。上述这些相关产业都是我国更具比较优势的产业门类，海外市场潜力巨大。我国车企在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出海的过程中，需要发扬互联网思维，在保持财务风险可控、符合目标市场监管法则的前提下，力争先扩大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再选择合适的商业模式变现，或者在开拓海外市场之初就与相关行业企业达成战略联盟，在海外市场同步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上下游产业链、共享收益。

四是妥善预防和应对智能网联汽车可能遇到的政策法规风险。在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尚不成熟、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的条件下，许多国家十分关注自动驾驶技术带来的安全隐患、个人隐私泄露、平台垄断等问题。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海外布局上，要坚持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首选方向，在东盟等人口密度较大、能够形成规模效应的新兴市场，以及中东等地广人稀、路况相对简单、购买力较强的市场率先突破。在欧美市场采取柔性和曲线进入的方式，通过与本地化的品牌、平台、系统、智能终端相结合，解决数据安全相关合法问题。

质量品牌战略：自主品牌车企要致力于在质量稳定性、安全可靠性和品牌美誉度等方面锻长板

我国车企在全球汽车市场竞争中，目前仍主要依靠价格低廉、性价比高赢得立足之地。自主品牌汽车在基本性能不低于发达国家老牌车企的情况下，由于品牌溢价较低导致利润空间小，这是制约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发达国家车企长期深耕发达国家市场，在较高消费能力的土壤上造就了“优质优价”的良性循环。而我国车企大多是早年通过低价策略，在本土与合资车的竞争中突出重围，要摆脱整个企业上下存在已久的成本思维定式、扭转国内外消费者形成的品牌印象绝非易事。即便近几年一些自主品牌车企在设计品位、质量水平上取得很大进步，在国内市场赢得“物美价廉”的品牌认知，也不意味着进入海外市场就能很快被接受。欧美上百年的汽车文化以及大品牌长期积累的客户忠诚度仍是后来者很难跨越的“护城河”。许多欧美家庭都有几代人购车的历史，年轻人选车往往受到从祖辈流传下来、从孩提时代感知得到的品牌归属感的影响。加之多数民众对我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还没有直观感受，对“中国制造”的印象还停留在21世纪初我国制造业所处的水平。未来我国车企要打造全球市场普遍认可的知名品牌，还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持续努力。

一要筑牢质量根基，以长期过硬的质量积累品牌声誉。龙头车企要肩负行业责任，推动行业主管部门、国内权威评测认证机构共商共树行业标准，在硬标准、软标准上都看齐全球最严格水平。着力在质量管理体系、质检技术手段上加大投入，将质检体系从零部件一直上溯至原材料，做到全产业链全生产流程无死角。对于密集装载动力电池的纯电动汽车，以及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必须适应发达国家极为严苛的质检标准、强大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做到最高标准的质量水平，防范出现极端特殊安全事故造成天价赔偿、大量召回以及法律纠纷，进而出现由单一品牌问题影响所有中国品牌汽车的事件。

二要学习欧美大型车企品牌多元化的经验。欧美领军车企主要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有时也采取新设品牌及相应事业部的方式），构建品牌矩阵，形成各品牌车型及营销策略充分差异化、培养各自拥趸，而在供应链、市场渠道和服务体系上共建共享的大型汽车制造集团。我国车企在进军海外市场过程中，也可以采用整体收购或战略投资、联营等不同方式，获得一些海外知名汽车品牌的控制权，并保留其相对独立的生产体系；可以按照产品档次划分企业品牌矩阵，尝试针对重要的细分市场，推出研发设计及生产制造体系相同、品牌形象本地化的中国汽车“海外平行品牌”，组成丰富多样的全球品牌体系。

三要逐步塑造中国汽车的国家品牌形象。结合自主品牌车企的发展基础和优势特色，强化中国汽车简约大方、注重实用、低碳高效、操控简单、界面友好、维保便利等共性特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汽车设计，形成中国品牌鲜明的整体印象。推动自主品牌车企在海外市场良性竞争、相向而行，共同突出中国汽车品牌的特征。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的车企应加强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工作，特别是完善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制度建设和信息披露。

四要重视将我国汽车品牌蕴含于文化产品、体育赛事中，用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平台。结合我国在前沿领域的研发制造能力，积极组建中国品牌车队，参与世界一级方程式、电动方程式以及汽车拉力赛事等关注度较高的汽车运动赛事。持续推动更多中国车手参赛，吸引我国年轻人关注汽车产业、技术和运动。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发展模式，组织引导汽车爱好者创办家用车、改装车、自动驾驶车辆等体育运动，在全球汽车运动赛事体系中占有更多“主场”。支持赞助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电影、动漫“大制作”，植入中国汽车品牌，推动中国品牌高性能汽车进入赛车电竞游戏。

双向协同战略：坚持制造与服务协同发展、整车出口与海外生产并举

在汽车行业，售后服务与生产制造对于一家企业的竞争力几乎同等重要。一方面，目前我国汽车出口规模大幅增长，但售后服务网络的延伸速度还跟不上海外市场保有量的增速，造成消费者实际体验下降。未来一个时期要建设完善的海外服务网络，但同时考虑到人员成本、管理成本以及零部件供应链等成本，这可能削弱我国汽车出口的价格优势。另一方面，由于汽车在一个国家工业体系和国际贸易中具有十分特殊、敏感的地位，是各国产业政策的优先考虑方向，因而我国汽车产业“走出去”需要充分理解和预判各国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发展变化趋势。在海外以独资或合资方式建厂，实现供应链与服务网络本地化，是我国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是从全面、均衡布局全球市场的战略路径出发，优化现有的制造和服务网络。综合考虑市场规模、辐射半径、供应链配套、人力成本、贸易环境、发展条件稳定性等因素，结合近年来地缘政治形势，可研究在墨西哥、巴西、印度、巴基斯坦、南非、尼日利亚、东盟主要经济体、中东欧以及海湾国家等地投资设厂，形成零部件进口与本地化供应相结合的全球制造网络。在海外销售及服务网络的建设上，要考虑市场空间的限制，着眼于拓展我国汽车产业的整体生存发展空间，鼓励引导龙头车企集约布局、共建共享。

二是根据新能源汽车特性和各国民众消费习惯设计相应的汽车金融解决方案。结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成本占比较大的特点，在换电或动力电池回收再制造模式基础上采取“买车租电池”和基于动力电池的分期付款、到期作价回收等方式，进一步降低购车首付比例。采取“以租代购”的体验消费方式，拓展高性能智能网联汽车市场。探索新能源公交车、新能源重卡和企业经营的共享式换电电池批量化融资租赁业务模式。针对电动车、智能网联车保费偏高的问题，推动在海外成立本地化运营的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或保险代理经纪公司，完善理赔服务网络。

三是探索线上营销、远程智能服务与线下服务相结合的模式，有效降低海外服务管理成本。在海外市场开拓的早期阶段，以加盟代理商方式快速铺设海外营销及售后服务网络。探索运用我国跨境电商平台及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跨境汽车直销的模式，并与线下的品牌体验中心、代理销售网点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服务体系。在国内远程服务体系成功示范运行的基础上，可在东盟、南亚、非洲等人力资源充沛的经济体，打造若干智能网联汽车“呼叫中心”（云代驾中心），以及区域性的动力电池回收服务中心。

开放共赢战略：在全球化发展中与传统汽车强国、新兴经济体长期合作共赢

我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要充分考虑“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发展诉求，特别是基于有利于各国充分就业、贸易平衡、绿色低碳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等前提，走出一条不同于美国、欧洲、日本的汽车产业全球化新路子，有力回击“中国威胁论”“产能过剩论”对我国的污蔑。既要让相对后发的国家看到加入我国主导的产业体系和国际分工秩序所能够切实享受到的发展红利，又要让资源型国家看到市场对等开放的收益，还要让发达国家看到我国车企是在自主设计研发、智慧精益制造、遵守各国法律法规、考虑彼此发展诉求的前提下参与全球市场，以原创性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一是打造高水平开放的国内汽车市场和汽车产业体系，以开放促竞争，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发挥海南自贸港进口汽车免税政策的示范引领效应，研究进一步降低汽车及零部件关税、消费税，以单车智能型自动驾驶汽车为重点，培育国内改善消费型汽车市场，在此基础上引导国内车企发展高档乘用车。支持优势外资车企在华扩大产能并将我国生产基地打造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基地。支持合资车企积极开辟和拓展第三国市场，或与第三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在完全自动驾驶汽车准入、排放标准等方面主动与发达国家接轨，并合理考虑我国国情设立负面清单、准入省市。继续坚持“引进来” 与“走出去”相结合，加大在生物燃油、动力回收、先进材料等领域引进和储备来自国外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对目前产业化条件尚不成熟的前沿技术、市场前景相对小众但可能迁移转化的技术加以重视。

二是通过合资等方式推动我国优势汽车产业链借助发达国家成熟品牌出海发展。在争取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时，突出我国在电动化技术体系、制造解决方案以及智能网联系统等方面的优势，先让少量先进技术、少数关键零部件进入老牌车企的产业链供应链，并与其他供应商开展长期、逐项的竞争。探索建设中外合资的跨国车企联盟，除了选择与我国保持全方位合作的国家，也积极与欧洲、日韩车企组成联盟。

三是与后发国家分享汽车产业发展红利，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球市场一视同仁的价值观，实现全球技术标准一体化，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相对后发国家的汽车市场上也要坚持较高的质量标准和较好的服务意识，不因各国市场购买力的差异而搞“质量歧视”。尊重中小型经济体、后发国家自主发展汽车产业的意愿，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适当将整车制造环节保留在当地。对当地原有的民族品牌实施战略性参股，对陈旧落后技术体系及闲置产能采用我国技术体系进行改造，使其以崭新的面貌参与本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竞争。在汽车产业尚处空白的国家，也可与当地支柱产业龙头企业开展合作，创设合资车企和当地特色品牌，发挥汽车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

四是重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的全球化培养输送。目前国内能够从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维修保养的技术人才十分紧缺，特别是职业院校，它们在师资培养、实训条件的建设上都有不少困难。未来打开海外市场后，海外人才的保障面临更大挑战。当前应推进车企、职业技术院校、外语外贸类院校三方合作，培育一批懂技术、能操作、会外语的复合型产业应用人才，到海外直接能当“生产班长”“门店经理”“大师傅”，并有能力不断培育当地人才、纳入我国汽车产业全球人才体系。此外，要更加积极推进海外研发中心（分中心）建设，加强高层次人才的招引与合作，打造可持续的创新共生模式，促进全球协同与本土双向赋能。

作者为新利18平台产业经济研究部课题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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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评罗必良教授新著《大国三农》

lyw — Wed, 20 Aug 2025 08:09:08 +0000

程国强

内容提要：

罗必良教授的新著《大国三农：制度文化、行为机理与模式选择》，将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贯穿于“大国三农”制度文化、行为机理和模式选择的分析过程。同时，该著作注重与历史对话、与经典对话、与现实对话，这使“大国三农”系列研究更加生动、更加深刻、更具价值。

罗必良教授的新著《大国三农：制度文化、行为机理与模式选择》，从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深入考察了“大国三农” 的中国现象、中国行动（农户行为和政府行动）、中国道路，尤其注重与历史对话、与经典对话、与现实对话，实现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丰富并拓展了已有理论的内涵及边界，彰显了“大国三农”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该著作深刻解析了植根于农耕中国、乡土中国的大国农情。千年的农业耕作特别是稻麦种植孕育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塑造了古今中国之国家性格、社会关系、制度文化和行动逻辑，深刻影响着人口生产、经济增长、社会变革、村社治理、国民幸福等方方面面。人口规模巨大、人地矛盾突出、食物安全挑战、乡土社会变革、农耕文化传承等，这一系列大国农情造就了中国“三农”问题的独特性，无论是过去的历史，还是当下的现实，都呈现出与他国不同的“特质”，并在长期的探索与创新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系统把握和深刻认识“大国三农”的基本农情，是考察“三农学”之中国现象、中国行动及其生成逻辑的起点，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点。

该著作系统考察了基于大国农情的农民群体行为及其机理，譬如农民生育与教育、农村劳动力迁徙、农户种粮行为、城乡关系变迁等。该著作从产权经济学的逻辑探讨了大国人口的农民生育激励、性别偏好、教育投资等问题，提出有必要重视和改善人口大国农村生育和教育的“两育”策略。从非农劳动力市场转型、农村“人— 地”关系调整的视域探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逆城市化”、非农转移新趋势及其形成逻辑，提出有必要从促进外部市场开放和内部市场发育两个维度双向推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从要素配置、地权预期、分工深化的视域对小农种粮的逻辑进行实证研究，进而提出维护农业家庭经营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诱导小农生产卷入分工经济并融入现代农业发展、在要素流动中坚守粮食安全政策底线、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等未来策略。从制度的视域解构了工农城乡关系生成及演化规律，提出以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为突破口打开村门、以开放村庄引导主体和要素进村缓解约束、以城乡融合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反哺乡村、以县域经济发展融入城市价值链构建载体、以机制构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明确抓手的具体方略。这些研究总能够从细微之处对中国现象、中国行动等展开宏大叙事，做到“顶天”和“立地”的统一，既总结历史和经验，又面向现实和未来，对深入了解“民之所为、民之所需、民之所盼”大有裨益。

该著作基于对大国农情的解构，以及“大国三农”制度文化和行为机理的系统探究，创新提出了“大国三农”农业强国、乡村治理、县域城镇化、共同富裕等关键议题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选择。就大国农业，提出了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走适合中国农情的“服务型农业”第三条道路，既要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发育有历史耐心，同时也要对中国多样化小农的转型及其功能性扩展有足够的信心和包容性。就大国乡土，提出了以农地产权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契约化、正式化、法治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就“大国小城”，提出了中国城镇化模式应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转型，在“大国大城”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加快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以乡村“镇”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推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就大国农民，提出了从包容性发展、乡村治理和生态宜居建设出发，遵循产业—资产—生态的共同富裕实现逻辑，合理利用和盘活丰富的乡村生态资产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这些战略性和策略性的建议，既有理论和实证的支撑，也有重大战略的考量和实践操作的验证，对于政府、农民等相关者来说或有较大启迪，特别是对于相关制度的制定完善、政策改革的调整、机制的优化设计等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该著作的一个特点是，将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贯穿于“大国三农”制度文化、行为机理和模式选择的分析过程。

首先是历史观或者说大历史观贯穿其中，如著作的“导论”中关于“理解农业与国家” 的论述，“从智人部落‘原始的富足’的狩猎采集生活，到大约1万年前操纵和驯化几种动植物，由此发生了一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农业革命。其中，谷物种植及由此导致人口的定居、村庄的形成和国家的造就，使得农业农村蕴含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将谷物生产、农耕方式放置在如此漫长的时空跨度来考察；关于“理解农业与增长”的描述， “纵观全部历史，可以发现，人类生活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低迷的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状态，直到最近200多年才迎来经济大爆炸的新纪元”，亦是如此。在阐述中国农村土地的制度传统时，展现了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为土地而战的战争史，从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到清末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国朝代更迭、政权变化，无不是通过战争等暴力手段重新分配土地的过程；在探究农村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时，从原始“氏族公有”到“家族私有”，再到“家庭私有”，这些无不展现出研究具有的广阔历史视野。

其次是大局观的展现，农业之于国家、村落之于国家，以及粮食之于中国、县域之于中国、制度之于中国，无不是极端重要的，探究“大国农耕”“大国小农”“大国村落”“大国饭碗”“大国小城”等中国现象、中国行动和中国道路，呈现出的都是“国之大计”“民生之本”。

最后是角色观的体现，在解构“大国三农”国情农情、行为机理时，把自身摆进去、把问题摆进去，透彻地辨析粮食和农业、乡村振兴、城镇化、共同富裕等被置于农业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视域下的角色和功能，清晰地厘清农地产权、分工经济、劳动力迁移乃至幸福感等关键因素在“大国三农”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角色及其影响，进而科学地提出中国方略、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该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与历史对话、与经典对话、与现实对话，这使“大国三农”系列研究更加生动、更加深刻、更具价值。

无论是讲述农村土地制度传统、村落的缘起、社会演化和农业家庭经营，还是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劳动力迁徙、改革开放以来的“去粮化”“趋粮化”结构性转变，既有对千年历史演化脉络的梳理，也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事实证据的刻画。与历史对话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大国三农”相关问题的缘起、演变和现实。

与经典对话表现在应用经典理论解释中国现象、中国行动、中国道路选择等背后的逻辑，丰富并拓展了经典理论的内涵及边界。例如，理解农业与国家的思想模型，与斯密猜想、舒尔茨假说的对话，对于二元结构理论、涓滴经济学理论和现实之间反差的思考，以及反思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主张、反思科斯范式等，特别是提出从注重“产权界定”转向“产权实施”“产权交易”，进一步拓展了科斯定理，这对当前如何处理制度设计与制度实施二者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与现实对话则体现在基于大国农情的现实情境中，深入探究“大国三农”相关者行为机理、中国道路选择逻辑等重大现实问题。该系列研究突出问题导向，对农地三权分置、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种粮、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为“大国三农”中国行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提供事实依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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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币：引发货币秩序系统性变革

lyw — Wed, 20 Aug 2025 08:07:10 +0000

朱嘉明

内容提要：

如今，一场以稳定币为先导的系统性且具有冲击力的变革，正在改变传统金融货币的生态和秩序。在稳定币背后，是传统金融体系的结构性迟滞，是技术革命对价值传递方式的持续冲击，是货币主权与个人资产自由之间博弈的深化，更是全球数以亿计的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主动选择。

在人类货币史上，每一次货币形态的转变，都会深刻改变经济组织模式与社会运行方式。从贝壳、金属，到纸币、电子货币，货币从有形走向无形，货币的信用基础也经历了从实物支持到国家信用支持的转变。如今，一场以稳定币为先导的系统性且具有冲击力的变革，正在改变传统金融货币的生态和秩序。

《与每个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稳定币》一书以通俗、生动兼具批判性的写作方式，成功将一个高度金融化与技术化的议题，拆解为普通读者也能够理解、感知甚至实践的生活场景。对于稳定币，作者既不盲目赞美，也不简单批判，而是努力呈现出其在现实世界中被真实使用的过程，以及这场金融创新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深刻影响。

这是一本写给普通人的书，但它背后提出的是货币理论和金融体系的重大命题。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稳定币并非抽象的金融概念，而是为了弥补传统货币缺陷（通胀、跨境支付效率低下）和早期加密货币缺陷（价格剧烈波动）而诞生的实用金融工具。现在，稳定币正在深刻改变个人、企业乃至全球金融秩序，普通人有必要理解其运作模式、带来的机遇和风险。

在本书的第1、2部分，作者着重讨论稳定币是什么以及为何重要。作者指出，稳定币是锚定美元等法定货币的“数字现金”或“代金券”，旨在稳定价值，而非投机。书中介绍了三种类型的稳定币：（1）法定货币储备型。该类型稳定币是目前主流选择，其稳定性依赖于发行方的储备透明和良好信用。（2）加密抵押型。其是去中心化的，但机制复杂，有风险。（3）算法稳定型。其理论完美，但实践证明极易崩盘，有惨痛的教训。

在本书的第3部分，作者讨论了稳定币的现实影响和风险挑战。从个人角度看，稳定币使跨境汇款从“数天到账”变为“数秒到账”，手续费近乎为零；稳定币的价值贮藏功能凸显，在高通胀国家成为普通人对抗资产缩水的金融“避风港”。从企业角度看，稳定币成为中小企业和跨国公司的“财务利器”，用于规避外汇管制、降低结算成本，让无银行账户的商家也能参与全球贸易。特别是书中突出了稳定币的三大核心风险：（1）信任危机。泰达币（USDT）等存在“黑箱储备” 问题，其资产是否足额存疑。（2）机制崩溃。Terra 的崩盘是算法稳定型稳定币（以下简称“算法稳定币”）“死亡螺旋”的典型案例。（3）技术安全。黑客攻击和智能合约漏洞已造成数亿美元的资产损失。

在本书的第4、5部分，作者着重分析了国家博弈与未来秩序。各国向稳定币发起了反击：各国中央银行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如中国的数字人民币）以应对挑战，标志着一场民间创新与国家主权的竞赛已经开始。同时，稳定币也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新棋子：美元稳定币（如USDT）已成为“美元主导地位的隐秘扩张工具”，在无形中巩固了美元的全球地位。欧洲、亚洲等则在积极布局，试图构建“多极化货币秩序”，以削弱对美元的依赖。在未来，稳定币将与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深度结合，开启一个由机器自主完成支付和交易的智能经济时代。书中也给普通人提出了终极建议：（1）安全第一。像使用银行账户一样谨慎，选择储备透明的稳定币，并分散管理资产。（2）警惕陷阱。警惕承诺“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骗局，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和私钥。

本书中，还有以下四个主题值得进一步引申说明。

第一，稳定币的诞生与货币制度的裂缝。在货币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国家主导的货币体系曾一度被视为无可争议的核心框架。从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今天以法定货币为基础的全球金融网络，国家信用成为货币价值的最终背书。然而，在过去数十年，随着通胀高企、跨境转账成本升高、金融排斥现象加剧，国家货币的实际使用价值与其理论权威之间开始出现裂缝。

稳定币的崛起，不是偶然。在稳定币背后，是传统金融体系的结构性迟滞，是技术革命对价值传递方式的持续冲击，是货币主权与个人资产自由之间博弈的深化，更是全球数以亿计的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主动选择。稳定币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它作为“区块链金融工具” 的表层定义。本书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记录了阿根廷、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国家的普通人，如何在高通胀环境下主动寻求更可靠的价值载体。稳定币正是在这些国家广泛流行开来，扮演着“保值工具”与“支付媒介”的双重角色。稳定币的诞生，表面上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实质上则是对国家货币功能失效的一种市场化纠偏。

第二，金融基础设施的技术替代。作者在书中强调，稳定币不仅是一种资产形式，更是一种金融基础设施的技术替代。今天的跨境支付，依然停留在20世纪的逻辑上：依赖银行网络、清算周期长、手续费高昂，特别是对于全球数以亿计的无银行账户群体而言，传统金融系统对他们几乎是关闭的。而稳定币，通过区块链网络，绕开了传统银行，提供了近乎实时、低成本的价值传递路径。

稳定币并非技术爱好者的专属领域，而是跨境务工人员、电商从业者等正在真实使用的“金融工具”。如果说比特币的叙事是“去中心化的价值存储”，那么稳定币的叙事则是“去中心化的日常货币”。书中对菲律宾外出务工人员、美国自由职业者、中国香港普通年轻人的案例分析，充分说明稳定币不是资本游戏，而是生活的选择。

第三，稳定币的风险、监管与未来。任何金融创新，从来不是一场单方向的胜利。作者并没有回避稳定币面临的黑箱、崩盘、黑客攻击等风险。尤其是USDT长期以来的储备透明性争议，以及Terra崩盘事件所揭示的算法稳定币的脆弱性，提醒我们即便是号称“稳定”的资产，仍然可能隐藏着技术或信用结构上的巨大不稳定。更重要的是，各方对于稳定币的合法性与监管归属，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它到底是货币、证券，还是支付工具？是私人企业的产品，还是公共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各国中央银行的态度不同，有的鼓励，有的限制，有的观望。这造成了稳定币发展过程中的系统不确定性。

作者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的比较尤为重要。数字人民币的出现，不仅是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先布局，更是国家对私人数字货币主动回应的制度化选择。未来全球货币格局，可能呈现“三元竞争” 之势：法定货币、稳定币、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共存，并彼此制衡。这种货币结构将深刻改变全球资本流动方向、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以及跨境支付的利益分配。

第四，稳定币的社会意义。作者在书中不断强调，稳定币不是程序员的游戏，而是普通人的新机会。在这个观点背后，是对现有金融体系深刻的社会批判。全球仍有超过10亿成年人没有银行账户，无法参与高效率的金融交易。稳定币，或许是第一次，真正为这群被金融排斥者打开了一道门。因此，稳定币表面上是美元的数字映射，实际上是一种去中心化世界对传统货币制度的回应和挑战。

如今，稳定币的影响正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小咖啡馆、马尼拉的家庭小超市、拉各斯的手机汇款点。正如书中所述，这场金融变革，没有在华尔街敲钟，也没有在《新闻联播》上宣布，但是它发生了，并且正在掀起一场金融货币领域的深刻革命。

稳定币的发展，方兴未艾。稳定币会继续处于快速演化、试错乃至监管交锋的动态过程之中。稳定币未来既可能成为数字时代金融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也可能遭遇黑客攻击、产生系统性风险，甚至被过度管制而失去活力。但是，稳定币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渐形成其内在的逻辑。

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启了关于货币未来的公共讨论。稳定币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与我们的生活、财富、自由息息相关的现实课题。无论最终是否选择使用稳定币，我们都应该了解它。因为，理解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金融工具，是每一个现代人应有的素养。

本文为著名经济学家朱嘉明为《与每个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稳定币》一书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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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洋种都” 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基于青岛市的分析

lyw — Wed, 20 Aug 2025 07:52:39 +0000

丁慧平王希龙贾帅帅董坤祥

内容提要：

海洋种业是海洋渔业的关键支撑，促进海洋种业高质量发展对于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推进种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青岛市在我国海洋种业发展中占据关键地位，在产业基础、科研积淀、政策环境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具备建设“国际海洋种都”的条件；但在产业转化、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基于有关分析，本文提出青岛市构建“国际海洋种都”的思路与建议。

渔业发展，种业为先。海洋种业是海洋渔业产业链中的战略性、基础性一环，是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杨红生等，2020）。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种业是现代农业、渔业发展的基础，要把这项工作做精做好，为海洋种业发展指明了方向。2025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强调，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

现代海洋种业作为海洋高科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我国海洋渔业产业结构升级、保障我国“蓝色粮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因此，需要大力发展海洋种业，加速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

长期以来，凭借地理区位、人才、技术与营商环境等优势，青岛市海洋种业稳步发展，形成了在全国领先的产业链、人才群与技术库。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岛考察期间强调，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发展海洋种业，青岛市重任在肩。近年来，青岛市提出建设“国际种都”的发展目标，构建“国际海洋种都”亦是题中之义。基于此，本文从青岛市海洋种业的基础条件、主要优势、制约因素等方面展开分析，并提出促进青岛市海洋种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国际海洋种都”的思路和建议。

青岛市构建“国际海洋种都”的基础条件及主要优势

（一）发展基础良好

一是自然区位优越。青岛处于海洋渔业育种繁种的黄金区位。青岛拥有长约883公里的海岸线，海洋生物资源丰富，为海洋种业发展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所和丰富的种质资源。

二是产业基础雄厚。海洋渔业是青岛的传统优势产业，我国藻、虾、贝、鱼、参五次以品种及技术革新为核心内容的海水养殖浪潮从青岛发端（李勋祥，2024）。目前青岛市正在推动以养殖空间扩展为核心内容的深远海养殖浪潮。

三是对外交流优势突出。青岛是国际知名海滨旅游城市、海洋科技名城、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所在城市，为国内外海洋人才及科技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2024 年7月发布的《青岛市深入实施“海创计划”加快打造国际海洋科技创新中心行动方案（2024—2026年）》提出，推动青岛成为全球海洋科技原始创新策源地、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海洋高端人才集聚地、海洋科技国际合作要地，初步建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在2024年的“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青岛被正式宣布为“2024—2025年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海洋科技国际交流迎来新的契机。

（二）科研实力雄厚

一是涉海人才资源雄厚。截至2024年6月，青岛共拥有23位海洋领域“两院”院士，约占全国涉海院士总数的30%；拥有全国约1/5的涉海科研机构。青岛海洋经济活动从业人员总数超百万人，集聚高层次海洋科研人才2000余人。

二是水产育种科研实力强。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2023 年6月公布数据，自1995年山东省在全国率先实施“农业良种工程”以来，全省通过国家审定的水产新品种75个，其中60个诞生于青岛，约占全国总量的1/4。

三是在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明显。在种质保存方面，青岛拥有国家级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在前沿科技方面，青岛在水产基因组育种技术等方面具备雄厚基础。近年来，中国海洋大学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水产生物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平台，并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山东省海洋科学研究院等涉海高校院所共建了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提前开展了一批前瞻性技术项目的攻关工作。

（三）政策优势明显

相关政策出台早。早在2003年，《青岛市水产苗种管理办法》中就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水产优良品种的选育、培育和推广。

政策扶持力度大。一是完善科研奖励长效体制。2015 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用于奖励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部分不低于收益额的80%。二是加大一次性奖励力度。2022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现代种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将原有的政策补助范围由畜牧业扩大至畜禽、水产两个行业，同时加大品种研发创新扶持力度，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提出对满足一定条件的种业企业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领军型现代种业企业给予300万元一次性奖励。同年发布的《青岛市现代海洋英才激励办法（暂行）》中提出对现代渔业等领域符合条件的人才给予最高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政策创新举措多。在法规方面，青岛出台了国内首部促进种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青岛市种业促进条例》，于2025 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扶持与保障”部分从人才、财政、金融、监管、信息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阐述了具体支持内容。在金融方面，青岛在全国率先推出种业专项信贷产品“琴岛·种子贷”，创新融资担保模式，开展知识产权质押，大幅降低融资成本，并使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质效。同时，发挥海洋投资基金作用，为水产种业发展提供融资保障。

（四）规划目标清晰

一是谋划海洋种业发展目标。2014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建设蓝色粮仓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建设水产良种繁育基地的任务；2021 年，《青岛市“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高起点规划海洋水产种苗业，建设海洋渔业生物遗传育种基地，打造全国一流的水产种苗研发中试基地，打造省级以上水产原良种场，打造现代化海洋生物种质培育基地；2024 年，《青岛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培育打造海洋新质生产力行动方案（2025—2027年）》进一步提出打造全国水产种质研发创制高地和水产种业产业化应用基地的发展目标。

二是强调提升海洋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强化种子企业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主体地位，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加大对自主创新种企的奖励力度。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现代种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全面增强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并提出对主导或自主选育的水产新品种（配套系），通过国家审定的企业，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青岛市建设“国际海洋种都”的制约因素

（一）产业转化不畅

一方面，受近海养殖空间压缩等因素的影响，青岛培育出的水产新品种较少在本地转化，反而转移至邻近城市甚至其他省份进行产业化过程，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科研院所的实力雄厚、科研资金充足，而企业获得的财政支持相对较少，多数水产新品种的选育由科研院所主导，由企业主导的新品种选育相对较少，容易导致新品种推广不畅以及产业化进程缓慢等问题，出现“有种无业”现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青岛市海洋种业的发展壮大（李勋祥，2022）。

（二）同质化竞争加剧

在海洋强国战略和种业振兴行动深入实施的背景下，我国海洋种业快速发展，行业内竞争也随之加剧。从全国来看，广东、海南等省份均在大力发展海洋种业，与山东省形成竞争。从山东省内来看，威海、日照、烟台等兄弟城市也在加快发展海洋种业，与青岛形成竞争，且省内城市在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的相似度较大。一旦产生过度的同质化竞争，或将影响产业发展成效。

（三）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虽然青岛市海洋种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还存在企业科研投入普遍较低、原始创新产出不足，部分品种停留在修饰性及模仿育种层面，重大技术突破型品种缺乏等问题（李海波等，2023）。同时，青岛市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科技型种子企业也较少（王鹏，2025）。还要看到，青岛市乃至山东省和全国在部分水产品品种上面临着被国外“卡脖子”的风险，在部分关键育种设备方面也受制于人，亟待突破。

（四）领军企业数量较少

青岛在水产育种的细分领域拥有单项冠军，但领军企业的总数不多。2022年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山东省水产种业领军企业名单，26家企业进入名单，其中青岛企业2家。

对青岛市构建“海洋国际种都”的相关建议

（一）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一是加强对企业科研的长期资金支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丰富资金支持形式，降低企业资金使用成本。二是鼓励支持企业更多地参与或主导重点科研项目。组织开展企学研协同攻关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为企业主导市级科研项目创造条件，提高企业在科研环节的参与度。三是在制定涉企政策时更加充分地听取企业意见。在涉企政策制定前召开企业、专家及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的论证会，邀请不同规模的企业代表以及企业中不同岗位的人员参与。同时，拓宽听取意见的渠道及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充分听取企业意见。

（二）健全多主体合作机制

海洋种业具有项目投资大、品种培育风险高、技术门槛高、运营周期长、企业投资意愿低等特点。因此，要建立健全政府牵头、市场主导、科企共建的收益分配机制。首先，政府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制定长期发展规划以及专项法规等方式引领海洋种业发展的总体方向，同时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立足青岛，汇集山东省乃至全国优质资源，力争尽快在核心装备、关键试剂等方面取得突破。其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共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加速新品种研发及推广。以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大产业规模和增加行业利润为主要目标，加速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最后，构建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完善贡献评价体系，充分体现各类创新要素的市场价值，加大对一线科研人员及企业的科研奖励力度。

（三）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

其一，围绕国内外海洋种业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提前开展部分前沿科技的研发工作，加速培育海洋种业新质生产力。其二，加强对国内外行业竞争态势的研究，强化政策支持，做强青岛海洋种业产业的优势领域及关键环节，避免陷入同质化竞争。推进海洋种业强链、补链、延链，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其三，青岛应加强所辖区市产业发展载体的合理分工以及协同发展，畅通区域间海洋种业产业要素流通渠道，破除隐性行业壁垒，推动海洋种业集群化发展。

（参考文献略）

【本文得到青岛市“双百调研工程”调研课题“青岛“国际海洋种都”高质量构建与发展策略研究”（批准号：2024-B-03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大食物观的中国食物保障能力评估与压力测试研究”（批准号：24BTJ045）；广东省社科规划共建课题“广东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估与优化路径研究”（批准号： GD24XYJ24）支持】

作者单位：青岛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广州大学金融研究院；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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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收费公路定价机制改革的思考—基于江苏、广东、云南收费公路的调研

lyw — Wed, 20 Aug 2025 07:52:03 +0000

李玉涛马德隆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江苏、广东、云南三省收费公路的调研发现，早期建成的路网骨干项目面临收费集中到期，在失去统贷统还现金流基础的同时，管养资金不足又容易引发道路安全风险等问题；此外，现行收费标准和定价机制难以适应造价快速攀升、路网资源配置和综合治理的需要。基于地方收费公路的现实困难和需要，本文提出加快推进收费公路定价机制改革，建立收费政策定期评估调整机制和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强收费期限与标准、价格与投资、降低物流成本与优化收费公路政策之间的联动协同。

收费期限和收费标准是收费公路定价机制的核心要素。通过2024年10月对江苏、广东、云南三省收费公路政策的调研，笔者发现，三省均制定了基于国家法律法规的本省收费公路期限和标准体系，对独立桥隧采取单独定价方式体现了基于成本差异的使用者付费定价原则，但基于现实情况存在延长收费期限、完善收费标准、调整政策定位的诉求。选择上述三省调研的主要原因是，江苏省经济发达，交通领域创新做法较多；广东省作为收费公路政策发源地，通车里程最长，收费到期问题突出；云南省在西部地区具有典型性，面临财政收入不足、政府化债压力较大等问题，是国家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控的12个重点省份之一。

三省收费公路定价机制基本情况

（一）在国家法规基础上确定本地公路项目收费期限

收费期限方面，江苏、广东、云南三省都在严格执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云南省按照“国家确定的中西部地区省份政府还贷公路不超过20年、经营性收费公路不超过30年”，广东省和江苏省按照“政府还贷公路不超过15年、经营性收费公路不超过25年”，分别设定收费期限。广东省高速公路收费期限以投资人公开招标确定为主，以单独核定为辅：投资人招标时，收费期限作为竞争性条款；单独核定时，以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达到合理收益率时的收费期限作为核定的收费期限。如果25年最长收费期限内项目资本金收益率无法达到合理收益率，则按25年核定。

为避免盲目通过项目改扩建换取延长收费期限的投资浪费现象，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高速公路改扩建管理的办法》，规范了省内高速公路改扩建行为。2025 年发布的该办法明确年平均日交通量与设计通行能力之比达到80％（含80%）以上，且无直接可替代线路规划的；由于相关路网建设，将导致拟改扩建项目交通量急剧增长，现有公路明显不适应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或省级及以上规划（建设计划）明确需实施改扩建的其他项目，应及时推进改扩建工作。。

（二）形成了桥隧与路段项目相对独立的收费标准体系

鉴于投资建设成本的差异，江苏、广东、云南三省对以独立的桥梁、隧道工程立项的高速公路项目实行单独定价、按次收费。

云南省自2020年起按照“一路一测、桥隧分开、还本付息、投资回报”原则，综合考虑全省经营性收费公路建设投资、贷款额、车流量和经营成本等因素制定收费标准：高速公路普通路段基本费率不超过客车0.5元/车·公里、货车0.45元/车·公里，500米以上桥梁隧道基本费率不超过客车1.4元/车·公里、货车1.15元/车·公里。一级公路客货车基本费率不超过0.35元/ 车·公里。

广东省自2001年起执行统一车辆收费标准，四车道高速公路不超过0.45元/车·公里、六车道及以上高速公路不超过0.6元/车·公里；以独立桥梁、隧道工程立项的高速公路项目，基于造价、运营成本及预测交通量等因素测算单车通行成本，通过价格听证的方式确定收费标准。

江苏省2021年明确了主要根据单位投资分档确定收费标准的定价机制，包括高速公路新建项目、改扩建项目、跨江大桥和高速公路隧道四类。其中新建高速公路有0.45元/ 车·公里、0.50元/车·公里、0.55元/车·公里三个收费标准；改扩建项目可根据投资造价，在原有收费标准基础上提档定价，但最高不超过0.55元/ 车·公里；跨江大桥收费标准为20—40元/车次；长度1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隧道有3元/ 车·公里、4元/车·公里、4.5 元/车·公里三个收费标准。

此外，三省均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制定了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实施方案，积极落实开展差异化收费政策。

现行收费公路定价机制的主要问题

（一）早期建成的路网骨干项目面临收费集中到期问题

按照现在的收费期限规定，未来5—10年，江苏、广东、云南三省高速公路网中一批早期建成的项目将陆续面临收费到期的问题。

根据江苏、云南、广东三省交通运输厅数据，笔者梳理发现，2025年，江苏省将有16个收费公路路段到期，合计里程1367公里。2025年，云南省的2条政府还贷公路即将收费到期，合计收费里程158.5公里；2030年，6条经营性公路将到期，合计收费里程512.4公里。2030年，广东省全省将有2905公里高速公路收费到期。这些收费公路项目车流量大，具有较好的财务效益，集中到期意味着统贷统还和区域统筹失去了现金流基础，大量新建路段面临较大资金压力。

此外，到期后的收费公路同时面临着经营和养护成本没有出处的问题。部分省份存在高速项目已到期停止收费，但因管养资金没有出处，至今管养单位还没有移交的情况，亟待明确后续处置办法。为了防止陆续到期的收费公路因停止收费引发地方债务风险、因管养资金不足引发道路安全风险等重大问题，一些地方通过改扩建等方式延缓收费到期时间，但是这样做使得车流量不高的项目出现资源浪费的问题。

此外，笔者在调研中还了解到很多因收费期限问题引致的公路建设投融资问题。例如，PPP新机制下项目特许经营期限上调至不超过40年，但因为受到现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对收费期上限规定的约束，PPP新机制在公路建设投资上的应用被限制。

（二）现行收费标准难以支撑高企的建设成本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应当根据公路的技术等级、投资总额、当地物价指数、偿还贷款或者有偿集资款的期限和收回投资的期限以及交通量等因素计算确定”。在实际执行中，收费定价机制的主要问题在于定价调整机制不灵活，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由于价格听证等程序复杂，一些地方没有及时对定价进行调整。尽管近年来全国高速公路建设、融资、管养等各项成本持续快速增长，但大多数地方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基本维持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价格成本倒挂，无法覆盖融资和管养成本。

调研了解到，广东省高速公路收费定价机制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后续虽然不断完善，但是基本费率、定价模式等一直未做调整。近年来，随着征地拆迁费用、建筑材料、工人工资以及公路建设、运营及管理养护成本持续快速增长，加上规划路网所在区域普遍桥隧比例大、建设难度高，新建高速公路工程平均造价上涨严重。中国公路学会2024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年养护成本达85万元，全国高速公路系统年养护总支出约1460亿元。

（三）现行定价机制难以适应路网资源配置和综合治理需要

收费公路政策不仅是为高等级公路的建设和养护提供资金保障的筹融资工具，也应该成为重要的路网管理和资源配置工具。

早期建成的路网骨干路段未来1 0 年内到期停止收费，不仅会降低地方通行费收入，也会对路网流量均衡、安全运行产生冲击。同时，根据项目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原则，按照项目单位造价分档确定收费标准，新建路桥项目的收费标准将高于老项目。新老路段项目提供了几乎相同的服务，但收费标准却有较大差异，特别是相邻、平行等具有一定替代性的新老项目间收费标准难以统筹，不仅不利于路网流量的合理分布，而且极易引发争议。

对江苏的调研发现，随着跨江运输需求增长迅猛，部分过江通道如江阴大桥、苏通大桥常年处于饱和流量运行和拥堵状态，瓶颈制约十分突出，由于过江通道无法实施原址扩容改造，迫切需要加快复线分流通道建设。新老项目的收费期限和收费标准存在差异的问题随之产生。路网形成早期投资建设的通道收费标准低、交通流量大、经济效益好，但收费期限临近到期。新建复线分流通道造价成本高，单独核定收费标准将高于老通道，分流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老通道到期停止收费后，更大的价差将进一步削弱分流效果。

扩容改造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速公路建设的主要投资方向，且地方实践多采用“改扩建+复线”模式。复线建设能否形成有效投资，越来越取决于收费定价制度的有效性，以平衡新老项目之间的交通流管理和财务效益。因此，现行收费公路定价机制改革需发挥使用者付费以促进有效投资的资源配置功能。总体上看，鉴于现行定价机制的缺陷，地方对延长收费期限、完善收费标准、调整政策定位的需求十分急迫。

推进收费公路定价机制改革的思考

随着早期建设的高速公路收费期限陆续到期，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已进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历史节点，建议紧紧围绕收费期限和收费标准，加快推进收费公路定价机制改革。

（一）重新界定公路收费的政策内涵

在新发展阶段，公路收费的政策内涵应与时俱进，调整基本定位，将通行费定价从单一筹融资功能转向资源配置和综合治理，并同运输结构调整、城市交通管理等政策相协同。建议收费公路的定价机制在补偿建设成本、养护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拥堵成本定价，统筹解决车流分配和筹融资难题。

在一些纳入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的高速公路复线项目统筹收费创新实践中，先行引入拥堵成本定价，统筹解决新建项目筹融资和交通流管理难题。

（二）重新审视收费期限和经营期限

建议重新审视对公路收费期限的限定，不再区分偿还建设债务本息收费和公路养护管理收费，将收取的车辆通行费统筹用于本地区政府收费公路的建设、债务偿还、养护管理及普通公路建设与养护管理。

经营性收费公路收费期限应与PPP新机制、《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原则上不超过40年，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的项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的规定保持一致。可借鉴日本等国家公路收费期限延长的做法，把收费期限暂定到40年以上的收费年限。这样亦便于同我国特许经营制度的年限规定等相衔接。

（三）建立灵活弹性的收费标准

借鉴其他公共服务定调价机制，充分运用收费公路统计调查成果和联网收费数据等信息，完善收费公路定价机制，建立收费政策定期评估调整机制和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随着公路用地和材料价格、施工难度的增长以及新增安全、智能等领域设备的投入，公路的造价和建设养护标准在不断提升。应根据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的变动情况动态调整收费期限和收费标准，确保其财务健康可持续。

在定价管理机制上可探索推动收费公路的政府定价向政府指导价的弹性定价机制转变，给予经营主体更多定价自主权。如政府确定一个基准，经营主体的具体收费标准可围绕基准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

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机制是运用通行费价格杠杆来引导车流，以提高路网资源配置效率。允许收费主体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路网变化及交通流量流向等因素，灵活调整收费标准，以价格杠杆动态引导交通流量，实现路网流量的有效平衡。

（四）加强政策之间的联动

打好调整收费期限与收费标准的“组合拳”。在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可选择“长期限、低费率”策略。加强价格政策与投资政策之间的协同。要通过使用者付费加强融资对投资的约束限制。充分发挥使用者付费的资源配置功能，强化公路有效投资。协调降低物流成本与优化收费公路政策之间的关系。降低物流成本是相关部门出台差异化收费政策的初衷，但不应当作为实行差异化收费政策的主要目的。建议实行“有降有增” 的差异化收费政策，引导货车选择非高峰时段或路段错峰行驶，获得减少通行费支出、降低物流成本的效益，同时亦不牺牲公路运营企业的总体收入。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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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小银行风险防范化解和转型发展

lyw — Wed, 20 Aug 2025 07:43:56 +0000

余亮

内容提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提出要求。面对行业竞争加剧、经营同质性和公司治理薄弱等原因形成的中小银行风险，积极改革化险是一项重要工作。本文提出积极推进中小银行合并重组、加快进行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大力改进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探索中小银行特色化和差异化经营模式等路径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4）》（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人民银行对全国各银行机构展开风险监测预警工作，据《报告》中的数据分析，我国银行金融机构整体经营稳健，机构层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部分中小银行且风险总体可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工作，继续稳妥推进城商行、农信社风险化解，稳步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

中小银行经营情况及存在的风险

一是中小银行平均资产规模偏低。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024年1月发布数据，全国共有中小银行3912家，主要是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几类中小银行机构，总资产110万亿元，在银行业总资产中的占比为28%，中小银行的平均资产规模为281 亿元。如果不将城市商业银行计算在内，其他中小银行的数量为3787家，资产规模为54.8 万亿元，平均资产规模仅为145 亿元。

二是中小银行资本不足，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截至2024 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5.62%，其中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为12.86%，农商行为13.26%。从趋势看，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长期低于行业均值。

三是部分中小银行不良率偏高，拨备覆盖率偏低。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6%，拨备覆盖率为209.48%；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为1.82%，拨备覆盖率为188.95%；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为3.04%，拨备覆盖率为148.77%。

四是中小银行盈利质量偏弱。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为0.68%，其中城商行为0.58%，农商行为0.58%。从趋势看，中小银行的资产利润率持续低于行业均值，且下滑速度高于行业均值。

五是部分中小银行仍存在风险。《报告》显示，从2020 年末至今，人民银行共开展12 次银行风险监测预警工作，累计识别预警银行481家次，剔除同一家银行多次触发预警的情况后，共识别预警银行253 家。机构类型方面，以村镇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主，合计324家次，占比为67%。

六是公司治理问题导致部分中小银行出现风险事件。近年来爆发的中小银行风险事件暴露出“内部人控制”、公司治理薄弱、内部监督制衡缺失等问题。甚至有管理层与大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违法违规占用转移资金，“掏空”银行的案例。

中小银行风险产生的根源

行业竞争加剧、经营同质性和公司治理薄弱，是中小银行经营风险产生的根源。

第一，行业竞争加剧是外部原因。近年来，大型商业银行运用数字技术手段下沉市场，结合其成本、网络等优势，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挤压了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

第二，经营同质性是内部原因。一是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小，难以发挥规模效应，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落后于大型银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使得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存贷款市场的传统格局被打破，降低了中小银行的竞争优势。二是中小银行机构的负债结构中零售存款占比少，部分中小银行依赖短期批发融资，导致负债成本居高不下。三是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相对欠缺，资本补充能力不足，资本充足率偏低。四是负债成本高企倒逼部分中小银行贷款投向高风险领域，资产质量偏低。

第三，公司治理薄弱是部分中小银行风险暴发的重要诱因。一是“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落实到位，内部监督不足。二是股权结构失衡，“小、散、弱”情况普遍，“僵尸”股东失联、股东身份虚假不明确等情况时有发生，股东之间难以形成有效制衡，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三是部分民营资本控股的中小银行治理体系不完善，违规进行资本运作。四是有的地方政府对中小银行进行不当干涉，中小银行为地方违规举债提供资金支持。

中小银行风险化解路径

《报告》指出，推进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持续做好银行业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推动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加快改革化险，制定和完善风险化解方案，构建分级分段的银行风险监测预警和硬约束早期纠正工作框架。稳妥有序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针对中小银行风险化解，本文提出四方面建议。

第一，积极推进中小银行合并重组。当前形势下，通过合并重组来化解金融风险、加快中小银行发展具有必要性。据媒体报道，截至2025年7月7 日，今年已有约200家中小银行获准合并或解散（以批复日期计），其中多为村镇银行、信用社和农商行。建议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根据已有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经验，制定出台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指导意见，明确基本原则、总体要求、合并重组流程、标准和合规要求等，为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提供指引。

第二，加快推进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发挥和利用地方政府风险化解属地优势及资源整合能力，实现不良资产价值最大化。探索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多元化的不良资产处置手段，提高不良资产的流动性和价值。发挥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业服务商等投资机构作用，创新交易模式。探索运用“互联网+”模式处置抵债资产，提高处置透明度，提升处置价值。完善不良资产处置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大力改进中小银行公司治理。优化股权结构，调整中小银行股东资质条件，简化合格战略投资者引入程序，积极引入地方国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强化对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穿透管理，规范股东行为，加强关联交易管控。防范“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股权过于分散导致的股权制衡失效。理顺“三会一层”的职责边界，建立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机制。优化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人员结构，提升履职能力。

第四，探索中小银行特色化和差异化经营模式。发挥组织机构、网络渠道和熟悉本地的比较优势，规避品牌、科技和规模等方面的相对不足，在做深、做细、做精现有业务的基础上开拓金融服务新领域，与大型银行形成错位竞争。立足服务本地实体经济的市场定位，为本地中小微企业、居民、“三农”、乡村振兴提供更优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结合本地特色产业，开发基于场景的金融产品，增加客户黏性。简化业务流程，融合风险控制和业务创新，保持业务的便捷性和灵活性。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确保业务创新和服务升级过程中遵循风险管理原则。强化数字化建设，补齐金融科技短板，提升经营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管理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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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科技和产业“两张皮”难题—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改革探索为例

lyw — Wed, 20 Aug 2025 07:42:38 +0000

王文宇苏品一王玮东

内容提要：

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长期存在，制约创新转化的堵点亟待疏通。笔者通过调研和梳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技成果转化情况发现，近年来，面对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突出问题，国家自创区先行先试进行改革探索，在成果转化机制、产业协同模式、企业创新生态和开放合作体系等关键领域加速突破，积累了宝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下一步自创区应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创新生态体系、深化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强化服务支撑能力，以真正破解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

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国家对产学研合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反映出我国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快推动“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更高要求，“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国家自创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在推进自主创新、政策试点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经验、做出示范的区域。自2009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全国第一个国家自创区以来，截至2025年6月，已经依托66家国家高新区建立起23个自创区，涉及全国60多个城市。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中美科技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全球产业创新版图和经济分工格局深刻变化，党中央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自创区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

自1988年首家国家高新区获批成立以来，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环境，实际上我国的高新区发展并没有依照国外科技园以创新为导向的起步模式，而是从追求产业和经济的规模发展开始，在产业园区的基础上注入了科技园区的发展内涵，从而逐渐兼具科技园和产业园双重角色。这样的发展路径在当时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对创新驱动要求的提高，这种早期形成的、以规模和速度优先的发展模式也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集中表现为科技与产业融合不紧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对大学和科研院所等智力资源利用不足等问题。2009年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是中国第一个自创区。在设立之初，自创区主要强调的是政策的先行先试。换个角度思考，自创区的设立本身也是一种先行先试。

科技成果转化是现阶段制约产业科技创新的主要矛盾之一，也是亟待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科技创新成果难以有效转化、落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创新、产业、人才、资金“四链”融通聚合不畅。本文系统梳理现阶段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问题，探索自创区可进一步实行的应用牵引、供需匹配的政策改革措施，以逐步消除产业科技创新中成果、人才、资金等要素流动不畅的“孤岛现象”。

当前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突出问题

（一）科技成果供给端：高校、科研院所转化有难题

一是科研评价体系与市场脱节、科研成果定价不明确，科研人员“不愿转”。现行的高校科研评价体系过于偏重学术成果，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权属不够明确，科技成果价值评估缺乏统一和量化的标准。二是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科研人员“不敢转”。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务科技成果是国有资产，转化过程中一旦定价低或转化失败，就有可能触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风险。三是科研项目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科研成果“不能转”。高校科技项目立项偏重理论研究，缺乏系统化的科技成果推广和对接机制，造成大量科技成果难以在市场中应用，二次开发普遍存在。四是自选课题转化支持不足，科研成果“没钱转”。高校部分自选课题虽具有较高的市场应用潜力，但受限于资金和研究方案的不足，很难进行中试放大和产业化应用。

（二）科技成果应用端：企业应用国产创新成果面临“信心不足”与“适配困难” 挑战

一是中小企业资金投入少、风险承担能力有限，对国产创新成果应用市场前景信心不足。中小型企业规模较小、资金储备弱、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融资渠道有限，而创新应用投资回报周期长，加之国产创新成果在技术成熟度、市场验证度、长期稳定性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导致中小企业普遍对投入创新项目持谨慎态度，信心不足。二是国产创新成果在实际应用中存在适配困难问题，抬高了使用门槛和成本。许多工业软件、核心零部件、控制系统等国产创新产品，与企业现有广泛采用的国际主流操作系统、工业总线协议、产线设备等技术体系存在深度兼容性问题，如数据接口标准不一致、通信协议不匹配、驱动支持不足等问题频发。部分国产技术研发未能紧密贴合特定行业或具体企业的实际应用场景和痛点，精度、速度、稳定性、操作逻辑达不到产线要求，难以“开箱即用”，经常需要高成本的二次开发或定制化改造才能满足基本需求。同时，企业应用国产创新成果，常面临上下游供应链协同配合难题，导致企业对于生产转化国产创新成果缺乏积极性。

（三）供需对接的中介端：管理条块分割、区域政策差异，限制了创新链条贯通

一是科技创新转化涉及的主管部门条块分割、跨部门联动难度大，限制了全链条贯通。由于科技创新转化的主管部门条块分割、管理机制和考核条件不同等原因，跨部门联动的政策方案较少，导致创新体系改革“走深走实”陷入瓶颈。创新生态需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即科技、产业、财税金融、教育部门相互配合。现有较为成熟的改革经验，主要集中在科教部门，后续科产、产教、科产金联动成为重点突破方向。二是地区间政策差异限制了区域之间的创新成果转化。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不同地区在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优惠力度、资金支持方式、国有资产管理操作流程等实施细则上存在差异，如审批效率、补贴比例等，这些都会对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的权益分配的具体实现和转化效率产生一定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成果的跨区域传播和应用。

（四）支撑端：资源结构与科技成果的转化需求不匹配

一是资金少、耐心弱、体量不匹配。一方面，投资总量有限，科技成果转化周期漫长、风险高、准入标准严苛，流向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金融资本总量相对有限，尤其是那些愿意“投早、投小、投长、投硬”的耐心资本匮乏，种子期科技创新投资所需的长期资金与市场需求供需错位。另一方面，资金规模与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国家层面的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覆盖范围有限、投资门槛高，且国家级基金规模大，与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所需的小额资金需求并不契合。二是转化中介机构成熟度不高。概念验证平台的建设起步较晚，整体尚处于初步摸索阶段。中试平台的建设则面临着资金短缺、专业人才匮乏，以及管理和运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出现已建成的平台利用率低、有需求的平台难以建设、“大而强”的技术转移机构少的现实困境。三是缺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人才。缺乏一批推动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的技术经理人队伍。

自创区先行先试改革在关键领域加速突破

针对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典型问题，国家自创区先行先试进行改革探索，在关键领域加速突破。

（一）成果转化机制持续创新

一是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模式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我国职务科技成果权属问题正在从“赋权科研单位”向“赋权科研人员”转变，逐步明确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具体表现为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例如， 2022年，中关村探索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完善作价投资形成国有股权管理等试点工作；2024 年8月，深圳市印发《深圳市深化职务科技成果管理改革实施方案》，深圳自创区由此明确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中提取不低于70%的比例用于奖励成果完成人（团队）和对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二是先研后股，助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在科技成果转化初期，由地方政府先行向科技成果衍生企业投入资金，待试点企业进入正常发展轨道后，将所投入资金转换形成的股份按“适当收益”原则退出，从而形成滚动支持效应。例如，宁波温州自创区实施的“先投后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设立2 亿元试点专项资金，引入科技成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和科技金融贷款贴息制度，为试点加快落地奠定良好基础。

三是建立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市场化开放共享机制，提供从技术验证到产业化的全过程支持。依托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引入市场化机制，面向企业开放概念验证服务，改变以往资源分散、服务单一等状况，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创新联合体，实现平台的全方位开放共享。例如，成都市2023年7月印发《成都市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资助管理办法（试行）》，成都高新区打造目标规模20亿元的“中试基金”，依托大院大所和成都高新区的中试平台资源，协同龙头企业通过“中试+基金”模式，助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研发向规模量产快速转化，推动成都高新区“中试+”生态建设。

四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联合成果转化模式。通过校企联合科技攻关、共建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举措，构建高效畅通、深度融合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成果转化生态体系。例如，陕西省自2022年以来先后印发《深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推广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经验实施方案》《关于印发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 十条措施（试行）的通知》等文件，启动并持续推进“三项改革”试点。西安自创区试点以“三项改革”为牵引，以“百园百校万企”创新合作活动为契机，聚焦西安自创区主导产业，以高校引进、校企共同使用的“校招共用”引才用才模式为切入点，开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联合成果转化模式”政策试点，加快推进区内企业与省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融合发展。

（二）产业协同模式逐渐健全

一是通过新业态“监管沙盒”模式营造鼓励创新、弹性包容的治理环境，为新技术、新产业、新领域发展护航。例如，长春自创区内的净月高新区打造新业态“监管沙盒”模式，围绕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制定、数据应用、产业集聚、场景应用等方面，实施了“五项重点工程”，推动建立“空域管理+ 低空编码+卫星通信+算力核心节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体系，发展“低空+大模型”“低空+数据交易”等特色低空经济模式。

二是通过跨园区产业转移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创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促进不同园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和协同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转型升级。例如，2024年12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动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打造一批产业转移合作园区、探索多种形式双向“飞地经济”模式等方式，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国内外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产业有序转移。

三是建立重点产业链协同攻关成果推广机制。聚焦企业在技术研发、要素供给、市场准入等多方面所需，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例如，兰白自创区内，兰州高新区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首位产业，现已集聚生物医药产业上下游各类优质企业200多家，通过宏观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集约化管理等多方面举措推动产业发展。2023年和2024 年，兰州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年均总产值近230亿元。今年7月，甘肃省多部门联合印发《支持兰州高新区开展生物医药产业链协同攻关成果推广试点实施方案》，助力提升兰州高新区生物医药首位产业示范引领作用。

四是完善高端科研仪器验证评价与应用示范机制促进成果转化推广。通过建设高端科研仪器验证评价平台等创新创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促进国产科学仪器的测试、验证评价、推广，提升高端科学仪器关键核心技术水平和产业基础能力。例如，早在2022年，中关村自创区已支持在京科研仪器设备拥有单位等参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建设，并向社会开放共享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为企业提供测试、检测、研发等服务；2025年3 月，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设立“北京市高端科学仪器技术创新中心”，5月印发的《北京高端科学仪器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明确提出，强化成果转化推广，到2027 年，建成一批精密加工、验证评价、中试熟化等服务平台。

（三）企业创新生态加速完善

一是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通过加快制定企业准备金相关管理措施，促进企业预留专门用于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储备资金，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例如，福厦泉自创区内，厦门市率先出台《厦门市国有企业研发准备金管理制度（试行）》，配套出台系列政策措施，旨在推动厦门市国有企业在市国资委的制度框架下，全面建立独立核算、免于保值增值考核、容错免责的研发准备金制度，引导企业有计划、持续地加大研发投入，全方位激发国有企业和科技人员创新活力，为全国国有企业进一步探索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是场景开放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落地。建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制度，将创新需求与科技供给深度融合。例如，成都自创区于今年3月设立“成都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着力把场景创新工作打造为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支点，推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从重大工程、物资采购、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去挖掘一线的真实需求，将其开放给企业，寻找一线需求当中小而精的痛点，并同期发布首期天府新区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清单。

三是资本融资筑牢科创企业资金底座。通过一系列支持政策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培养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缓解创新募资难、资金不稳定现状。例如，天津自创区鼓励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服务机构采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证券化等方法，协同构建股债结合，投贷、投担、投保联动的金融服务模式，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的良好资本生态圈；再如，今年3月发布的《深圳市促进风投创投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 2026）》明确提出，通过提升政府性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支持多元化天使投资与早期投资主体集聚发展等举措引导风投创投大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又如，安徽省合肥市的种子基金，以直接股权投资的方式支持团队就地创办科技型企业，建立风险容忍机制，允许基金出现最高不超过50%的亏损，而更倾向于比种子基金小而精项目的天使投资基金，允许出现最高不超过40%的亏损。

（四）开放合作体系逐步拓展

一是海外人才支持保障机制提供多元化人才支撑。建立海外人才支持保障机制，不断创新完善人才服务举措，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流得动、用得好，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海外人才优势。例如，杭州自创区打造“一窗通办式服务+双向联动”的海外人才服务保障模式，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整合为“一件事”办理，实现“一窗通办”，为建设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提供外籍人才支撑，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二是特殊物品一体化通关模式探索建立进出境联合监管机制。“特殊生物制品和研发物品一体化通关模式”政策试点旨在探索建立“地方牵头、信息共享、风险联控”的进境出境特殊物品联合监管机制，通过建设“通关一体化平台” 作为海关监管政策试点载体，实现通关时效缩短50%，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全国的创新监管模式，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和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例如，上海张江自创区于2020 年7月启动特殊物品入境便利化试点，共同推出了生物医药企业“白名单”制度，探索从监管部门各自监管的模式，向以信用、分类、风险、动态为核心的更加高效的联合监管模式转变；再如，福建福厦泉自创区内厦门市已先行试点建设厦门生物材料特殊物品出入境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了高效协同的部门和市区联动体系。

三是临床试验审批程序优化政策助力创新研发加速。药物和医疗器械注册审批程序优化政策旨在通过下沉审评服务、优化审评流程、提升审评效能等方式，在企业获取关键信息、提高市场竞争力、优化运营管理等方面，提供全过程精准指导，帮助企业产品早上市、早投产。例如，苏南自创区所在地江苏省于2022年出台优化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服务一揽子政策，促进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使用进一步畅通。

自创区新一轮改革的建议

（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试验田

探索“科技+产业”一体化管理模式。在自创区内试点设立科技产业融合管理机构，统筹协调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打破部门壁垒，推动政策、资源、服务一体化配置。推行“负面清单+容错机制” 改革。在自创区内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负面清单管理，明确禁止和限制的领域范围，同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大的试错空间。进一步深化和推广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改革。自创区逐步全面深化和推广职务科技成果单列试点，推动自创区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将职务科技成果退出国有资产管理序列，总结经验并建立专门管理制度，鼓励其他科技园区“看样学样”，激发科技成果转化活力。

（二）完善创新生态体系，提升成果转化效能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构建“企业出题、政府立项、高校院所攻关”的科研组织模式，推动科研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优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布局，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载体，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畅通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与产业化应用的全流程，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创新科技金融支持方式，探索建立国有投资机构在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产业投资容错机制，引导“长期资本”与“耐心资本”投向早期项目、小型企业及硬科技领域，促进科技、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三）深化科技成果权属改革，激发成果转化活力

进一步明确科研单位在成果转化中的主体责任，优化绩效考核机制，在机构评估、项目评审、人才评价及科技奖励中强化成果转化成效的考核权重。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推动职务科技成果实行单列管理，探索其退出国有资产管理的可行路径。督促地方及高校院所落实尽职免责与容错纠错机制，试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联合纪检监察部门加强政策解读与宣传，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同时，加快成熟改革经验的复制推广，扩大试点范围，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更多实践样本。

（四）强化服务支撑，构建全链条转化体系

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加强服务能力建设。推动技术转移机构专业化发展，培育一批高水平的技术经理人队伍，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运作水平。支持建设一批区域性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促进资源集聚与共享。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科技成果转化，探索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为早期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完善科技成果定价机制，推动形成市场化、规范化的成果转化生态。

作者单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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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更新推动智慧城市建设：重点领域和关键路径

lyw — Wed, 20 Aug 2025 07:40:12 +0000

赵峥

内容提要：

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本质上是城市发展逻辑的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城市更新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物理空间重构和基础设施升级的时空契机；智慧城市的核心技术要素则为城市更新注入了智慧化内核。在推动城市更新的具体行动中，需要持续促进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升级、数据要素的全域流通、服务模式的精准变革以及资金投入的持续保障。

城市更新是突破城市发展空间限制、充分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的关键举措，其理论和实践内涵已远超简单的物理空间改造范畴，肩负着重塑城市空间形态、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创新城市治理模式以及转换城市发展动能等多项重要使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5年5月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将“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树立为城市更新行动的战略目标，这为城市更新行动确立了清晰的发展方向。

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本质上是城市发展逻辑的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从过去依赖土地增量扩张的“外延式”增长，转变为依靠科技赋能、数据驱动的“内涵式”提升。在这一逻辑下，通过城市更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并非仅仅是新技术的简单叠加或拼接，而是要紧扣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对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重构，使城市真正具备“思考”能力，变得更加“聪明”，有机成长为“会思考的智慧生命体”。

从实现路径来看，为确保城市更新行动的持续推进，建设智慧城市，应坚定不移地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充分把握技术变革的态势、城市更新与建设的需求，推进“以智促城”与“以城促智” 的有机结合。充分利用智慧技术赋能城市更新，使城市决策更科学、服务更贴心、运行更高效、发展更具可持续性。同时，借助城市更新行动为智慧技术提供广阔的城市应用场景和物理载体，以真实有效的城市需求为导向，驱动技术的迭代创新。这一过程中，基础设施、要素资源、服务模式和资金保障等重点领域尤为重要，需要在推动城市更新的具体行动中持续促进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升级、数据要素的全域流通、服务模式的精准变革以及资金投入的持续保障。

数字基建：构建城市“感知神经”

从复杂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城市是由物理空间、经济社会系统、信息网络等深度交织而成的动态有机复合体。城市更新是这一复合体成长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其进行的渐进式改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更新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物理空间重构和基础设施升级的时空契机；而智慧城市的核心技术要素，如传感器、物联网、人工智能算法等，则为城市更新注入了智慧化内核，赋予其强大的实时感知、精准反馈、动态调适能力，极大丰富了城市的“感知神经”，使城市变得更加“耳聪目明”。然而，我国在城市更新实践中，推进城市智慧化改造仍面临着诸多现实障碍。例如，历史遗留问题导致老旧城区网络覆盖薄弱、设备陈旧老化、管线承载能力不足等现象大量存在；顶层统筹规划不足引发的“碎片化”建设造成基础设施功能割裂、标准不一、难以互通的资源浪费；前瞻性缺失使得部分城市更新项目仅着眼于基础功能修补，未预留足够的传感器布设空间，通信管道容量和电力冗余，为未来的智能化升级留下“二次开挖”的隐患。

持续推动城市更新，建设智慧城市，需要在城市更新中注重“以技术赋能空间”，发挥我国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的创新优势，瞄准城市更新的丰富场景，聚焦“基础重构”“技术融合”“弹性预留”，加速构建泛在连接、全域感知、智能融合、绿色安全的数字城市基础设施体系。

一是聚焦“基础重构”，统筹城市更新与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城市更新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进行一体化规划部署。依据城市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人口密度与发展愿景，统筹规划并适度超前建设综合性智能信息基础设施。强化规划的刚性约束与融合，将数字基建要求深度融入城市更新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及专项规划。在城市更新项目的立项之初，同步考虑数字基建需求，实现物理空间改造与数字空间构建的同频共振。同时，优先补齐老旧区域的短板，在城市更新中重点突破老旧城区、小区的数字基建瓶颈，系统性解决网络覆盖、管线承载、电力扩容等基础性问题。

二是聚焦“技术融合”，实现全域感知与全周期“智治”。优先在城市更新区域部署低成本、高可靠的感知网络，对燃气压力和泄漏、供水水质和漏损、排水淤堵、桥梁隧道结构健康、老旧房屋沉降和裂缝、消防设施水压及通道等城市生命线进行实时监测与智能预警。推动建筑信息模型（BIM）、地理信息系统（GIS）、物联网（IoT）技术的深度集成与应用，打造“BIM+GIS+IoT”融合智能平台。借助该平台的多源数据，精准诊断城市更新现状，科学划定城市更新单元，优化城市更新方案设计，推动智能建造、智慧运维与循环更新，加强城市更新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三是聚焦“弹性预留”，前瞻布局未来发展空间。加强对技术趋势和城市发展态势的前瞻性研究，建立“无预留不审批”的刚性机制。制定数字基建预留空间标准导则，涵盖通信管道容量（管孔）、设备安装空间尺寸、电力负荷冗余等方面。将预留要求作为规划条件、土地出让前置条件以及项目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的核心要件。强化“同步预埋” 隐蔽工程，在城市更新项目的设计、施工、验收全环节，强制要求将光纤网络、传感器线槽、预留接口等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敷设、同步验收。构建预留资源动态管理库，对城市更新规划预留空间和已实施的预埋工程进行数字化建档和动态管理，形成可查询、可利用的空间资源地图。

要素资源：消除数据 “孤岛、藩篱”

数据作为建设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资源，其价值的释放依赖于跨地域、跨领域的全域流通。在城市更新中实现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优化数据资源配置显得尤为重要。具体而言，城市老旧小区的人口密度、建筑结构、能耗模式等数据是评估城市更新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精准度的基础；而文旅客流热力、停车泊位动态等数据则具有显著的资产属性，能够通过开发转化产生经济效益。同时，数据也是推动城市更新从“经验决策”向“数据驱动治理”转变的关键因素。然而，在城市更新实践中， “数据孤岛”“数据藩篱”现象依然存在，严重制约了数据价值的释放。在数据权属层面，部分公共数据资源归属不明确，一些部门“数据领地意识”浓厚；在规则层面，数据流通标准不统一，权限开放规则缺失，安全责任边界模糊；在技术与管理层面，系统异构、接口封闭、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尤其是部分老旧小区数据缺失、失真、时效滞后等问题依然突出。这些“数据孤岛”“数据藩篱”对推动城市更新与智慧城市建设易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城市更新规划可能因未能精准识别危旧房集中区的数据而出现偏差，智慧化改造项目的审批可能因跨部门数据壁垒而效率低下，施工建设过程中可能因地下各类管线信息割裂而引发事故。

数据已成为城市发展最具战略意义的核心资源之一。持续推动城市更新，建设智慧城市，需要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潜能，进一步促进数据要素的全域流通，优化数据资源配置，打破数据“孤岛、藩篱”，利用数据要素提升城市更新品质和组织效能。

一是构建城市级可信数据空间。完善数据全链条标准规范，制定并实施覆盖各类城市更新项目的数据采集、编码、存储、传输、质量、元数据管理、共享接口、开放格式的全流程标准体系，重点提升城市公共数据（特别是老旧小区基础数据）的归集、共享、应用、流通及开放水平。推动城市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融合应用，打造一批适应城市更新需要的数据产品和服务。

二是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城市更新组织效能。聚焦服务城市更新重大项目，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自动调取和分析规划、住建、交通、应急等多系统数据，促进各类数据的规范流转与高效应用，实现各类数据的有效归集与按需共享，推动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的业务协同与流程重构，提升城市更新相关部门的协作能力。

三是构建韧性数字安全体系。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数据伦理、算法伦理、人工智能伦理等技术伦理规范。推动政府部门数据的“可用不可见”，推广联邦学习、多方安全计算、差分隐私等方法，实现数据价值的安全释放。强化数据脱敏与访问控制，对共享开放的数据实施严格脱敏，利用区块链技术记录关键数据操作日志，确保来源可溯、过程可查、责任可究。同时，培育安全合规的数据文化，加强对公职人员、企业员工、个人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培训，提升其在推动和参与城市更新智慧化项目中的数字素养与风险防范意识。

数字服务：秉持“人本逻辑”

城市是人民生活与工作的空间载体，人民的需求与体验是衡量城市更新效果的根本标准。我国城市更新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置于首位。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最终目的都是以人为本，为人服务。通过城市更新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同样如此。然而，在城市更新具体实践中，一方面，服务需求错配现象时有发生。个别地方过度强调“技术本位”，过于追求先进技术的应用，忽视了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例如，有的社区盲目追求“高大上”，安装操作复杂的智能人脸识别门禁，却未考虑部分老年人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导致他们遭遇“数字鸿沟”下的“技术排斥”，出行反而受阻。还有些城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投入大量资金部署智能监测设备，但生成的数据未能有效转化为居民可感知、可获益的实质性服务。另一方面，公众参与度有待提高。这既源于公众对城市更新中智慧化改造项目认知和理解不足，也与地方政府在项目规划实施过程中沟通渠道不畅有关。例如，一些老旧社区的智慧化升级方案在制定过程中缺乏对本地居民生活习惯、文化偏好及特殊需求的深入调研和充分尊重。有的规划信息过于专业晦涩，公众参与活动流于形式，造成部分居民对改造项目认同感低、满意度差。

城市更新的灵魂在于人，智慧城市的“智慧”最终应体现为“人民满意的智慧”。持续推动城市更新，建设智慧城市，既要注重硬设施建设，更要不断提升“软服务”质量，提高各类公共服务的便捷性和精准性，增强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是拓展场景，构建智慧生活服务圈。以完整社区建设为依托，深度整合政务、医疗、养老、托幼、文化、商业等公共服务资源，打造“15分钟智慧生活服务圈”。重点嵌入易用、普惠、适老的智能微设施，为城市社区配备简易操作界面的智能健康驿站、具备紧急呼叫和活动监测功能的适老化智能设备、安全便捷的智能托幼看护系统等，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触手可及、品质优良的微服务。

二是精准画像，实现需求响应智能化。建立“大数据洞察”与“小数据深耕”相结合的城市居民公共服务需求识别机制。一方面，利用城市大数据平台广泛收集分析城市更新中居民在交通、环境、安全、服务等方面的诉求和行为数据；另一方面，深入社区，通过网格员走访、精细化问卷调查、居民议事会等形式，获取城市居民的城市更新需求，特别是老年群体、残障人士、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的真实需求。依托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手段，动态分析居民需求热点，优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和服务半径，实现服务供给的动态调整和精准匹配。

三是赋能参与，共绘智慧城市“同心圆”。通过接地气的社区讲座、多渠道的媒体宣传等方式，系统性提升公众对城市更新政策、智慧技术应用及其潜在效益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引入沉浸式体验、参与式设计工作坊、设置社区数字规划师角色等创新方式，激发居民参与热情。完善线上线下公众参与平台，全过程公开城市更新智慧化改造项目规划、设计、施工、验收信息。建立健全居民意见“收集—处理—反馈—公示”的闭环机制，让居民真正成为城市更新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合伙人”而非“旁观者”。

资金机制：锻造持续“造血功能”

城市更新是一项长期工程，智慧城市建设同样无法一蹴而就。具体来看，在城市更新中推进智慧化改造项目，前期涉及硬件采购、平台开发、系统集成等，往往需要巨额投入。项目后期涵盖设备维护、系统升级、数据安全、专业人才、能源消耗等，运维成本也不容忽视。老旧小区、城区由于基础条件薄弱，智慧化改造的成本压力尤为突出。因此，不仅要考虑资金的使用问题，更要解决资金的来源问题，需要构建稳健、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城市推进城市更新、开展智慧化改造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投入和银行贷款。有的城市财政压力较大，导致不少项目因后续资金难以为继而进展缓慢甚至停滞。同时，部分项目由于盈利模式不清晰、回报周期长、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社会资本参与其中的积极性不高。

探索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机制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保障。持续推动城市更新，建设智慧城市，需要兼顾城市发展的短期需求与长期可持续性，以创新思维拓宽资金渠道，着力培育城市更新项目自身的“造血”功能，实现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

一是精准分类智慧化改造项目。依据项目的公共属性、受益范围和市场化程度，实施差异化投融资策略。对于纯公共产品属性的项目，如城市级基础性、支撑性平台以及涉及核心公共利益与安全的系统等，具有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应由政府财政保障投入。对于准公共产品属性的项目，如智慧停车、社区安防监控等，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或收费基础，应大力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特许经营（BOT/TOT）等模式。关键在于设计对于各合作方均公平合理的风险分担框架。完善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机制，如使用者付费、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捆绑资源开发权等。对于市场化项目，如商业楼宇、产业园区、文旅街区、零售空间的智慧化升级，应完全交由市场主导，政府通过标准引导、营造环境激发市场投资内生动力。

二是充分利用城市更新政策红利。地方政府应紧紧抓住国家持续推动城市更新行动的机遇，精心筛选智慧化改造项目，突出项目的综合效益，确保其紧密契合国家政策导向。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补助和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在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同时，完善市场化投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中的智慧化改造项目，推动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资产证券化产品、公司信用类债券等。结合城市更新中的空间腾退、功能置换，探索利用存量低效土地或物业配建智慧基础设施或数据中心。创新运用容积率奖励、地价优惠、税收减免等政策工具，激励市场主体在开发项目中主动配套建设智慧化设施或开放数据接口。

三是通过“智慧体检” 建立全生命周期视角的成本效益管控机制。对城市更新中的智慧化改造项目实施常态化的精细体检与评估。体检和评估的内容除了硬件设施外，更要聚焦智慧基础设施与平台的实际利用率、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度与应用深度、智慧服务的覆盖率和用户满意度、智慧化改造项目运维成本占比和投入产出比等关键指标。刚性运用体检和评估结果，将其作为财政预算科学安排、项目优先级动态调整、后续投资决策优化以及合作方绩效付费的核心依据。对于评估发现的闲置、低效、高耗项目，建立预警和退出机制，及时调整资源投入方向。通过体检和评估，引导地方政府在推进城市更新、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并为因地制宜制定城市更新和智慧城市建设方案提供有力依据。

作者为新利18平台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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