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国绿色供应链的战略思考与发展路径研究 魏际刚 王 超
专 栏 Special column | 新质生产力发展
15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发展的典型范式 王海兵
专 题 Feature | 数智化时代的先进制造
24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基础与发展方向研究 邓 洲 李 童
31 航空制造业升级的金融支撑作用研究 丁 勇 郭文佳
郑季良 刘 萌 宋沁清
智 库 Think Tank
49 推动科技与产业协同创新的重点路径研究 陆继山
53 畅通企业数据利用路径 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张 苑 王 波
观 察 Observation
58 深化直播电商服务改革 构建电商平台经济新生态 陈岳洁 王家富
智库书香 Taste of Think Tank Books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镜 鉴 Reference
80 中外能源基础设施REITs发展对比研究 郑祖婷 于超越
指 数 Index
87 中国新经济指数
Expert
05 Strategic Thinking and Development Path Research on China’s Green Supply Chain
Special Column
15 Research on the Typical Paradigm of Digit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in Manufacturing Driven by Digital Economy
Feature
24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31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Upgrading of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43 Yunnan’s Practice of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nk Tank
49 Research on Key Paths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53 Unblocking Enterprise Data Utilization Pathways to Release Data Element Value
Observation
58 Intensify Reforms in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Services and Building a New Ecosystem of E-commerce Platform Economy
Taste of Think Tank Books
66 Future Manufacturing: A New Model of Manufacturing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Reference
80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Infrastructure REIT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dex
87 China’s New Economic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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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新能源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不断凸显，然而，这一进程普遍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和漫长的投资回报周期。面对这一现状，多国正积极探索融资新路径，特别是通过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这一金融工具助力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本文通过介绍部分国家能源基础设施REITs现状，并与我国进行对比，深入剖析了国外REITs产品在法律形态明确、原始权益人参与管理、专项法规及税收政策等方面的经验，发现当前成熟REITs市场较少将新能源基础设施作为底层资产。因此，我国应加快推动新能源REITs产品的创新与推广，以期在公募REITs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此举不仅能够有效解决新能源设施大规模建设的资金需求难题，还将助力我国在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中抢占先机，加速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目标。
关键词：基础设施REITs；能源基础设施；对比研究
REITs（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即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是一种以发行收益凭证的方式募集资金、以能够产生相对稳定收益的不动产为主要投资标的、由专门机构进行投资管理，并将收益分配给投资者的一种信托基金。
REITs于1960年诞生于美国，随后的三十年间经历了起步、繁荣、萎缩及再次繁荣等阶段，逐渐在美国市场发展成熟，其REITs相关的制度与实践也相对成熟。澳大利亚、欧洲等发行的REITs也颇具示范意义，为全球树立了成功的标杆。而在亚洲，新加坡、日本和印度率先开启REITs市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2021年6月，我国首批9只公募基础设施REITs产品正式公开发行，标志着我国公募REITs市场新时代的到来。截至2024年2月，我国已上市公募REITs数量达到30只，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与广阔的市场前景。
鉴于能源基础设施所需资金规模庞大、投资回收周期较长的特点，如何利用REITs对其进行融资也成为了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能源基础设施REITs专注于可再生能源、能效改进等领域的资产投资，是由专业公司开发的资产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本文将以其他国家为例，深入剖析其REITs的发展历程及能源类基础设施REITs的现状，并与我国能源类基础设施REITs进行对比，以期通过探寻成功经验为我国能源类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国际能源基础设施REITs发展概览
（一）美国能源基础设施REITs
美国市场作为全球较为成熟的REITs市场，其REITs市值全球占比逾六成，底层资产以零售类和住宅类为主。根据Nareit①（全美不动产投资信托协会）数据，截至2022年末，美国共发行REITs数量232只，占全球REITs发行总数量的26%；总市值1.28万亿美元，占全球REITs总市值的67%。尽管在美国运用REITs作为基础设施融资的途径虽相对新颖，但自2007年美国国内税务署（IRS）给美国电力基础设施联盟的批复函中明确了基础设施有资格作为REITs的合法资产后，REITs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才获得法律层面的认可。目前，美国基础设施REITs的版图中，通信设施领域尤为活跃。根据Nareit网站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五家美国基础设施REITs中，有四家聚焦投资光纤、手机基站等通信设施领域，其运营模式与中国铁塔类似，主要通过向电信运营商、广播及卫星电视公司等客户提供通信服务获益。然而，在能源基础设施领域，仅有一家REITs——CorEnergy Infrastructure Trust，专注于投资电力网络、输油管道等能源领域，展现了该领域独特的投资视角与战略定位。
除REITs外，美国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还有另外一种发挥重要作用的投资基金：MLPs（Master Limited Partnerships）。MLPs被称为“主导型有限合伙基金”，在融资策略、资产属性、分红原则以及税收优惠政策驱动下，与REITs有较多的相似性。MLPs是一种能够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的有限合伙形式的投资载体，它成功融合了有限合伙制在税务方面的优越性以及公开市场证券交易的高流动性特征，与REITs共同构成了美国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的多元化生态。
当前一些基础设施基金正积极调整策略，纳入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设施，如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等，未来其可再生能源设施的资产类型将不断扩大。图/中新社
（二）日本能源基础设施REITs
2001年日本发行了第一只J-REITs，随着其REITs制度的持续改进和完善，对日本房地产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日本房市遭受重大冲击，进而导致日本J-REITs市场陷入低谷。随后，在2010年日本银行实行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干预下，J-REITs市场得到有效刺激并实现复苏和反弹。近十多年来，J-REITs市场规模实现了接近三倍的增长，同时，J-REITs的数量也几乎翻了一番。2015年4月，东京证券交易所（TSE）设立了基础设施基金市场，用来投资可再生能源设施、电网、交通和输电网络等基础设施资产的基金，其在发行条件、信息披露、分红标准等体系结构与J-REITs无本质区别，同样也被给予税收优惠，取消双重征税，对投资者吸引力较强。
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显示，日本首支专注于基础设施领域的REITs产品于2016年6月正式上市，其核心投资组合集中于太阳能发电设施。截至2023年底，日本以太阳能发电资产为主的基础设施基金数量为5只，其投资方向都是针对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2017年，日本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只有15.6%，鉴于日本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左右该比例要提升到36%–38%，因此，当前一些基础设施基金正积极调整策略，纳入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设施，如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等，未来其可再生能源设施的资产类型将不断扩大。
（三）印度能源基础设施REITs
印度能源基础设施REITs市场的发展历程可追溯至2007年，当时印度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BI）发布了REITs监管文件草案，2014年，正式的监管文件《SEBI REIT & InvIT Regulations》推出。SEBI在2014年9月，相继颁布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守则REITs》和《基础设施投资信托守则InvITs》，其中InvITs是专门为基础设施投资所设立的基金，所投资的能源基础设施范围包括发电、电力传输、电力分配、石油管道、石油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等能源基础设施。
随着印度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预计到2030年，印度每年需要建设6–8亿平方米的城市空间，到2025年其基础设施领域的相关资金需求将超过1400亿美元。在此背景下，印度的REITs和InvITs是该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它们在弥合融资缺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截至目前，印度市场共有22只REITs产品，包括19只基础设施投资信托（InvITs）和3只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s）产品，均在疫情期间表现出了较高的稳定性和收益率。 其中IndiGrid InvIT于2017年6月发行，是印度首个电力行业新能源基础设施投资信托基金，其底层资产为试点光伏项目，该项目创新性地结合了太阳能电池板组与电池储能系统（BESS）来满足变电站的辅助服务消费需求，并作为能源转型领域的领航项目，扩大了其在该领域的能源转型机会。
（四）澳大利亚能源基础设施REITs
澳大利亚的REITs市场凭借其较早的起步时间和较大的市场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显著位置。自2008年3月份以来，澳大利亚的上市房地产投资信托（Listed Property Trusts，简称LPT）转变为现今所熟知的REITs。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REITs市场，澳大利亚并未专门设立投资基础设施类别的REITs，而是采用了另一种受严格监管的基金产品LIF（Listed Infrastructure Fund），来承担对基础设施资产的投资职能。
LIF在交易结构上体现了与REITs类似的特征。首先，其核心资产聚焦于基础设施领域，如收费公路、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资产的持有与运营，这一点与REITs着重于不动产资产相仿。其次是收入来源相似，LIF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其所持基础设施资产产生的租金收入，包括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力设施租赁收入等。尽管LIF在法律上并无强制分红的规定，但实际中这类基金普遍采取分红形式为投资者提供持续且稳定的现金收益。目前澳大利亚拥有7只上市基础设施基金，总市值已达680亿澳元。其中的APA Group是一只新能源基础设施基金产品，由两只信托基金：APA Infrastructure Trust（APA Infra）和APA Investment Trust（APA Invest）组成，专注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与运营。截至2022年年底，APA Group持有投资资产涵盖了总装机量250.2MW（其中88MW在建）的太阳能发电场以及总装机量342MW的风电发电场。
二、我国能源基础设施REITs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公募REITs试点工作首先聚焦在基础设施领域，这一战略选择与国际市场的主流趋势有所区别。在国际市场上，成熟的REITs产品往往以商业地产和房地产为核心，尽管REITs制度最早的起源可追溯至房地产行业，但从全球市值占比来看，基础设施REITs占据相当大的比重。Bloomberg①数据显示，当前全球基础设施REITs的市值总额超过6000亿美元，占整体REITs市值的34%–39%，这充分凸显了基础设施在REITs市场发展中的巨大潜力。我国目前拥有超百万亿元规模的存量基础设施资产，其中大部分项目收益率和现金流表现良好，为REITs产品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资产来源。因此，选择在基础设施领域率先开展公募REITs试点工作，主要目的在于激活和有效利用国内现有的庞大基础设施存量资产，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截至2023年12月，我国公募REITs市场共成功推出4只已上市的能源基础设施类的项目产品，分别是中航首钢绿能REIT（底层资产为生物质发电项目）、鹏华深圳能源REIT（底层资产为天然气发电项目）、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REIT（底层资产为海上风电项目）、中航京能光伏REIT（底层资产则为光伏发电项目）。这些能源基础设施REITs的上市获得了市场的热烈反响，共募集了超150亿元的资金，为相关项目的后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为我国REITs市场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国际经验对我国能源基础设施REITs发展的启示
（一）构建清晰的法律框架以明确REITs法律形态
国际经验表明，基础设施REITs的成功发展离不开清晰、统一的法律形态界定。虽然国外对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方式不一，但是产品的法律形态明确。如美国的基础设施REITs和主导型有限合伙基金、澳大利亚的上市基础设施基金、日本的基础设施基金，以及印度通过专门立法创造出的基础设施信托投资基金。而我国采用的是“公募基金+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模式，产品的形态包含基金和有价证券，可能导致法律监管难度加大，也会影响后期估值、公司治理、资产管理等环节。因此，可以探索将REITs界定为《证券法》框架下的资产管理产品，剥离不必要的ABS环节，以构建更为清晰、高效的法律框架。
（二）注重原始权益人在REITs管理中的核心作用
参照国际实践，基础设施REITs的发起机构通常也是资产的实际运营方，这类发起人对自身的资产有着深入了解和专业的管理能力，是确保REITs未来收入稳定性及投资回报的关键所在，他们的高效运营管理和精准投资决策是REITs获取长期稳定收益的基础保障。我国现行公募REITs产品采用了多层次结构设计，但流程环节繁琐、链条较长，可能产生多层次的费用从而削减了REITs产品的收益，进而影响投资者实际回报。因此，需要在不同的管理主体之间科学划分管理职责，有效减少代理成本。具体而言，应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增强原始权益人在REITs运营中的参与度，充分利用其在资产管理与行业运营方面的专长与经验，最大限度提高REITs的整体效益。
（三）建立健全针对REITs的法律制度规范
完备的法规体系是REITs市场稳健发展的基石，许多国家设立了专门针对REITs的详细法律规定。例如，美国自1960年通过《国内税收法典》确立REITs产品的法律地位后，又相继推出了系列细化和完善的法律，印度在2014年9月颁布了全球首个专为基础设施REITs设计的《基础设施投资信托条例》，新加坡也为REITs设立了专门针对REITs的《集合投资计划法规》。相比之下，中国REITs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健全，没有专门针对REITs产品的独立法律文本，更多的是依靠《公司法》《信托法》《证券基金投资法》等现有法律框架内的相关规定来指导REITs实践操作，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基础设施REITs市场的高效运转。因此，我国亟须加快构建一套完整的、针对REITs市场特点的法规政策体系，以克服现存法规不足之处，从而有效推动REITs市场的健康发展。
（四）实施特殊税收政策以驱动REITs市场发展
纵观REITs的发展历程，特殊税收优惠政策下的高收益率是REITs的独特优势。在全球发行REITs的国家大多都设置了特殊的税务规则以提高REITs份额的投资收益率，从而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我国现行的一般税收制度并没有专门的、系统的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和REITs相匹配，为此，我国亟须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其税收压力，有效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以促进REITs市场的繁荣发展。
四、总结和展望
我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主要力量，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5.1亿千瓦，其中我国贡献超过50%。尽管我国在传统商业地产REITs市场上与欧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但新能源REITs有望成为中国公募REITs实现“弯道超车”的突破口。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全球竞争，我国应积极搭建新能源REITs发行平台，制定通用标准，推动此类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从而以较小成本获得较高收益，进一步巩固我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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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2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重点课题（20230102005）基金项目】
（郑祖婷系华北理工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于超越系华北理工大学经管学院研究生）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Infrastructure REIT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Zheng Zuting Yu Chaoyue
Abstract: In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proces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new energy facilit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ever, this process is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by substantial funding requirements and a lengthy investment return cycle. Confronted with this status quo, numerous countries are actively exploring new financing avenues, particularly leveraging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REITs), a financial instrument, to suppor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by introduc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energy infrastructure REITs in selected countries and comparing them with China, delves into the experiences of foreign REITs in terms of their clear legal forms, the involvement of original equity holders in management, specialized regulations, and tax policies. It reveals that currently, few mature REITs markets consider new energy infrastructure as underlying assets, emphasizing the urgency to expedite the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of new energy REITs products in China. This endeavor not only has the potential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funding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large-scale new energy facility construction but also positions China to gain a competitive edge in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accelerating the achievement of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goals.
Keywords: Infrastructure REITs; Energy Infrastructure; Contrastive Study
]]>导 读：当前，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的产品架构、组织形态、商业模式、价值链供应链结构、生产流程，制造业出现大量新模式。《未来制造：数智化时代的制造新模式》一书介绍了反向定制（C2M 制造）、用户参与制造、社群化制造、云制造、柔性制造、太空制造等15 种在制造业已经出现并引起较大关注的新模式，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解读。“现代化新征程丛书（第二辑）”之《未来制造：数智化时代的制造新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编著，18luck苹果客户端2024 年5 月第一版，内容略有删减。
云制造
摘 要：云制造是一种基于网络、面向服务的智能制造新模式。它融合发展了现有数字制造技术与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各类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虚拟化、服务化，构成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的服务云池，并进行统一、集中的优化管理和经营，用户通过云端就能随时随地按需获取制造资源与能力服务，进而智慧地完成其制造全生命周期的各类活动。
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突破和广泛应用将重塑制造业的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发展要素及价值链。与数字制造、智能制造相关的各种新范式层出不穷、相互交织，体现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数实融合发展模式。云计算的计算模式和运营模式为制造业所采用，形成了以数据、算法、计算为核心的云制造模式。云制造具有制造资源和能力的物联化、虚拟化、服务化、协同化、智能化等特征，企业可以基于云平台实现设计、制造、采购、营销资源和能力的供需对接，从而满足用户个性化、碎片化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与其他几种典型模式相比，云制造采用了不同的视角审视与探索先进制造的方法。在云制造模式的驱动下，社会化分工将更加深化和有序，变得更加协同、有效。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势，数据是云制造的战略资源，算力是云制造的核心生产力。
云制造把制造资源虚拟化，让制造资源能够方便地为更多的人使用。未来专业化的分工只会越来越细化，制造云的资源与能力不但可以为企业自己所用，也可以为其他企业所用。例如有很多小型工业设计室，创意非常好，但由于资金问题，它可能连专业的工业设计软件都买不起。为此，希望有人共享这些“装备”，那就需要通过“云”的协同方式在一个数字化平台上实现。拥有生产设备与设计软件的人或者企业可以在资源闲置的时候将它们“租”出去，从而提升了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去，企业与企业之间“协同” 需要打电话、见面，这些都会产生交易成本， 如果有了“云”的平台，协同效率会大幅提升。
一、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网络化制造
云制造模式可以将各类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虚拟化、服务化，并进行统一、集中的智能化管理，实现多方共赢、普适化和高效的共享和协同，为制造全生命周期提供可随时获取、按需使用、安全可靠、质优价廉的专业服务。
（一）内涵特征
当前，制造业企业面临着“多型、多态、多线”的特征，产品能力状态的持续迭代， 使得生产系统的硬件和软件持续升级变化。新的零部件、新材料不断在生产系统中得到应用，生产集成方案和工艺路径也需随之快速迭代。传统制造业依靠增加产线、对作业单元进行局部改造和工艺流程优化等手段，无法从根本上突破产品生产集成效率提升的瓶颈。因此，根据制造资源不断分散、制造能力持续升级的趋势，企业利用网络和云制造平台将制造资源和能力物联化、虚拟化，最终实现制造服务化、协同化、智能化， 塑造出一种基于知识、面向服务的智能制造新模式——云制造，这是按用户需求组织网上制造资源（制造云），为用户提供各类按需制造服务的一种网络化制造新模式。
与现有先进制造模式相比，云制造适应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化、网络化发展，以及制造资源共享化、协同化发展的需要，从制造、销售领域延伸拓展到使用、服务等领域。云制造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云计算技术的成熟， 云计算已经成为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底座，“上云”的趋势已经从互联网行业拓展到传统制造行业。云制造就是将制造资源和能力放入“云”中，以便企业或个人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它们。制造资源包括各类制造设备（如机床、加工中心、计算设备），制造能力则包括制造过程中的各种模型、数据、软件、领域知识等，基于制造云平台，可以实现制造过程中用户参与、透明和集成、按需使用和付费、能力共享与交易的功能。
从制造数字化的视角看，云制造涵盖制造全过程所产生的信息、数据、知识等，如生产工序、方法及技术，以及云平台与其他制造设备之间形成的数据要素集合。因此， 云制造至少应包括“制造云”平台、用户交互平台、资源共享平台、远程运维平台等功能。通过数字平台建设实现了产业链的上下打通，通过协同制造技术手段实现了各供应商之间的横向联动，形成了设计、制造、管理一体化的云制造模式。
（二）架构体系
云制造体系包括制造资源（制造设备、制造能力、制造知识等）、制造云、制造全生命周期应用三大组成部分。云制造能够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创新生产模式，如个性化定制、众包设计及协同制造、设备健康保障等模式， 这些制造模式以制造云平台等基础设施为实现前提。云平台能够将网、云、数、智、安、边、端、链等技术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可提供数据感知、传输、存储、运算一体化服务的算力网络，一点接入、即取即用。基于制造云平台，企业通过建立标准的、统一的制造云服务管理框架和体系，搭建云制造服务平台， 实现分散资源的集成与共享，匹配与交易。
云平台是制造资源虚拟化、服务化后构成的虚拟制造资源池，在云平台上制造资源被封装和组合，形成制造过程所需要的各类服务，如设计服务、仿真服务、生产加工服务、管理服务和集成服务等。在云制造环境下，制造资源可以实现动态、灵敏的组织和使用，并且基于云制造柔性、互联、动态、虚拟服务化的特点，支持用户可以在任何环境下通过网络获取制造服务，实现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云制造的系统架构是一个涵盖智能产品、智能制造、智能服务以及制造云平台的大系统，可实现产品、机器、数据、人的全面互联互通、综合集成与资源优化配置。云制造支持多用户、超大规模集成制造、多区域协同制造，因此，云制造体系架构必须能够支持多用户同时访问、多个制造进程控制、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大量数据的分析处理等复杂业务。在云制造模式下， 智能制造系统将演变成为复杂的生态系统， 企业需融入智能制造生态系统，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云制造融合了物联网、信息物理系统、边缘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实现软硬制造资源和能力的全系统、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接入和感知，尤其是制造资源（如机床、加工中心、仿真设备、试验设备和物流货物等制造硬设备）和制造能力（如人、知识、组织、业绩、信誉和资源等）的接入与感知。云制造体系具有系统性特征——复杂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等，以制造云为主要载体，聚集了企业智能制造及社会价值链条，使得智能产品、智能制造、智能服务等各产业链环节的企业可以实现信息共享、系统集成与资源优化配置。云制造系统能够通过获取和分析外部信息，包括人与人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人与机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并主动调整系统结构与运行参数， 不断动态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实现快速响应和优化决策。
在应用过程中，云制造平台是负责制造云管理、运行、维护以及云服务的接入接出等任务的软件平台，首先要通过“接入”——将各种制造资源与制造能力封装为云服务，聚集成制造云，而后面向制造全生命周期应用提供各种服务，这一过程称为“接出”，相关行业的用户通过云制造平台提出具体的使用请求，制造云会自动寻找最为匹配的云服务，通过调度、优化、组合等一系列操作，向用户提供解决方案。由于云制造平台的开放性更高，企业在参与业务过程中可以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将通用技术能力沉淀，提升信息系统对企业业务需求的快速响应和敏捷交付能力，使得企业间能够形成持久的协作关系，并组建云制造联盟。
二、云制造的演化过程
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国内制造业企业通过构建共性技术平台、制造资源虚拟化、建设数字平台等方式，探索云制造发展模式。云制造模式经历了从共性技术平台到制造云平台的演化过程。
（一）共性技术平台
在实践中，企业实现制造资源共享最简易的方式莫过于建设共性技术平台，构建共性技术平台可以实现共性基础技术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整体布局的优化。
产品共性技术管理平台主要负责产品需求输入、总体设计、集成测试、仿真验证以及产品工艺设计、验证及工艺输出管理等方面。平台以产品需求输入为依据，以产品设计工具和软件为手段，以形成可操作的工艺流程文件为目标，实现了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和过程控制三者的有机结合，构建了灵活高效的产品设计管理机制，解决“多品种、小批量”需求带来的设计难题。为了实现对产品生产制造过程的柔性管理，平台采用“管控+ 数字化+ 生产线”的研制思路， 以通用化、柔性设计为基础，以生产制造的工艺流程优化、管控体系程序固化以及制造设备智能化为手段，充分发挥现有软硬件资源能力，加快建设高效柔性生产线。通过基于共性技术资源整合的通用产品研制管理， 改变了企业传统的“小而全、分而散”的产品通用研发制造模式，消除了共性基础技术资源建设相对分散、不成体系以及多头管理、协调复杂、效率不高等弊端。初级的云制造模式，通过基于共性技术资源整合的通用产品研制管理，解决了将复杂且动态的产品研制流程进行优化并固化的问题，将技术成熟的产品形成通用产品，实现了知识积累并提供技术升级，为基于共性技术资源整合的通用产品提供多专业多平台的大系统和整机产品的研发，为批量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资源的虚拟化
制造资源虚拟化是搭建制造云平台的关键步骤，而资源虚拟化的核心是开展数学定义与建模，实施系统化模型管理。在深入理解产品的应用环境和集成制造变革需求的基础上，企业结合对数字化、智能化制造的深度研究和实践经验，构建全要素仿真驱动的柔性智能生产体系。充分利用数学计算的优势，实现制造资源与过程的高效协同，大幅提高生产力，缩短生产周期，满足用户需求。
以作者长期跟踪研究的某制造企业为例， 面对外部变化的不确定性、技术状态的多变性、生产集成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品种、变批量的产品特点，为确保整个企业多型产品的集成过程连续性、平稳性，企业充分利用数字化的优势，构建了一套综合仿真计算系统—— 这可以视为云制造的雏形。在制造资源虚拟化方面，该企业以用户和相关方需求为牵引， 以数字化价值要素与集成制造要素相融合、数字域/ 物理域双向映射为基础，从数字化定义与建模、数字空间仿真计算、多专业制造协同、运营智能管控、动态调整与自进化五个方面入手，将以前基于项目团队的粗颗粒度生产管理，变革为基于流程规范化、资源多维度精细定义、工艺路径仿真计算柔性重构、车间与产线工位制造能力柔性可扩展、组织与专业精准协同、运营管控数据和模型智能驱动、贯穿企业—车间—产线工位各层级的， 从需求到仿真、执行、控制、优化全过程的自闭环、自进化的智能生产管理体系。
企业开展工艺过程、制造资源的数学定义和建模，完成物理域到数字域的映射， 从数学上打开生产集成过程“黑匣子”，为路径的仿真和灵活规划提供支撑。与传统的批量机械加工、装配相比，个性化产品、规模化定制下的生产过程，存在工艺与技术状态变更频繁、资源需求复杂等特点，为实现柔性智能生产体系的构建，企业通过开展产品数字化建模定义与建模将制造资源虚拟化。例如，对生产过程及可配置制造资源进行识别、分解与数学定义；发布建模规则， 从物理、逻辑、行为等方面进行建模，完成资源和过程从物理世界到虚拟世界的映射； 对制造过程风险进行建模，实现风险的数字化管控；针对类型多、数量庞大的模型，以技术和管理为抓手，构建统一云服务平台， 推进建模工作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基于云制造平台，对单元制造所需的人员、仪器、工位、设备等资源进行仿真计算， 为获取资源配置最优策略进行精细化制造资源计划。利用算法将单台套资源调用模式转变为全局资源动态最优调用，进而快速形成系统协同、可扩展、高效应变的能力，达到大幅提高资源流转效率、提升资源的使用率、节约生产成本的目的。生产线现场各专业团队根据数字空间计算的作业指令，遵循协同作业机制，协同开展各项作业，对大量资源进行快速配置和灵活重组，使单元级的生产集成能力快速重构生成，实现按时完成原本不确定的订单需求，达到最终产出的目标。
（三）数字平台建设
企业建设云制造平台的关键在于数据传递的畅通，通过“数字平台”打通管理层与现场层，实现企业层面的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在设备层，实现了设备间的互联互通， 打通了车间制造运营层和设备层数据控制链，从数字化、网络化，稳步迈向制造过程的智能化。
云制造是通过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而成的先进制造模式，云制造平台精准对接客户需求，提供安全高效、便捷、可视化的智能化服务，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给传统制造业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第一，制造知识与技能的产生、获取、应用与传承效率发生根本性变化，制造业创新能力极大提高。借助机器学习、人机混合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领域知识与技能的产生、获取、应用和传承将从以人为主体，变为人机协同，最终以智能机器为主体，其效率发生根本性变化，制造业创新能力因而有了极大提高。
第二，产品制造过程高质量、柔性、高效、低能耗。在产品设计方面，未来的云制造设计系统将拥有强大且可不断自主学习完善的知识库支持，可对产品性能、可靠性、寿命、成本等进行准确建模与仿真分析，这不仅可极大提高产品设计的效率与质量，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同时将有效减轻产品设计人员的负担，而且方便用户参与设计过程甚至自主设计所偏好的产品，大大提高产品创新的效率；在云生产方面，信息互联互通将从企业内部延伸至全供应链和全产业链，精确建模、实时优化决策等关键技术形成制造装备全生命周期的高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实时性、高精确性，实现产品制造的高质量、柔性、高效与低能耗。
第三，服务呈现智能化。在新一代智能制造环境下，产品和服务将不断融合，服务范围不断拓展，服务效率不断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产品将从单一商品演变成基于互联网的服务资源，企业可以向产品用户提供远程诊断、故障预测、远程维修等一系列服务，从而颠覆原有的商业模式。企业将通过收集用户的原始信息和需求信息，并结合运营过程积累的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和商业智能分析，主动给用户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
三、未来展望
云制造是一种典型的面向服务和需求的制造模式，制造需求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云服务的动态性和多样化特征。如何将动态的、分布的、异构的云制造服务进行集成和协同管理，成为实现云制造模式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之一。当前，云制造模式的应用与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发展模式。在私有云领域，企业已经做出了大量的探索，并将“上云”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随着“上云”工程的实施， 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将自身的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虚拟化，封装成具有企业特色和行业特色的云服务。但是，在公有云领域，更多的是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在推动管理的数字化，真正可以为全社会所共享的云制造模式还没有出现。
作为一种先进的制造理念，未来云制造将推动社会生产这一众包理念的实现。云制造模式强调制造能力的服务化及按需使用， 使得更多形态的资源服务进入云制造平台中，并可基于云制造平台建立服务社区，将极大地扩展社会化服务的共享边界，为实现涉及更广泛业务、更复杂任务的众包生产提供资源基础。当制造云不再仅仅为企业自身服务时，制造资源能够为社会化共享，云制造平台便具备了公有属性。为了推动以众包制造为目标的云制造模式实现，政府和企业应坚持“边建设、边运营、边完善”原则， 不断完善功能、丰富应用，并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构建先进的网络基础设施。网络是数字化转型最底层的基础设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构建领先的感知网络体系，可以为涉及国计民生的传统基础设施的高效运转、安全运营提供保障。积极引入外部能力，秉承“开门建中台”理念，通过招募、认证、签约的能力引入相关业务流程，充分发挥合作伙伴的优秀能力。通过感知、连接、算力的融合，使传统基础设施具备长距离、精准防护、实时监测的感知能力。二是推进企业实施智能云计划。鼓励工业智联网平台在产业聚集区落地，积极推动建设工业应用软件及产品和装备维护知识库，应用服务基于云端部署，不断提升平台服务能力，加强资源整合对接，鼓励地方政府以购买服务方式支持中小企业业务系统上云。三是打造可复制的行业云平台。千行百业的数字化都有自身不同的特点，对传统中小企业来说还面临技术能力不足等难题，需要技术和经验融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更有针对性的数字化方案。打造针对工业、政务、煤矿、电力、公路等行业应用程序平台即服务，实现一次开发、多次部署、广泛复用，加速行业数字化成果复制。
柔性制造
摘 要：柔性制造是一种使制造企业能够以经济的方式实现小批量、多品类产品生产的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柔性生产系统，快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实现定制化生产。柔性制造系统包括自动加工、监控、仓储物流等子系统，依托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设备、工艺、产品、工序等方面的柔性化。柔性制造不仅推动了生产端的效率提升，还使得企业能够更紧密地连接消费者需求，为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持。
原先需要1000件起订的服装生产最低要求下降至100件，原先需要15天的交付期压缩至7天，这就是阿里巴巴秘密运营三年之后在2020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犀牛智造”。犀牛制造工厂成功将交货时间缩短75%，库存降低30%，制衣用水量减少50%，运转效率达到行业平均水平的4倍。①通过网络互联打通所有的生产环节，实现相互通信，犀牛制造工厂的柔性制造系统展现出工业互联网时代生产工厂的可能样貌。车间里所有的工艺流程设备全部实现联网，马达转速、频率等数据都被信息系统记录下来，进而将工人的生产效率转化为具体的数字。柔性制造系统会对各项数据指标进行监测分析，及时通知管理人员，根据订单需求推动产能调配持续优化。“犀牛智造”的愿景是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化制造基础设施，让商家像使用云计算一样使用“犀牛智造”。这一切的基础在于阿里巴巴在生产场景中应用了柔性制造技术，更重要的是“用活了”柔性制造的思维方式。
柔性制造的理念被应用在不同的制造业类型、商业模式和生产线上。当下，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服务、边缘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数据联通、配置优化和系统安全等各个方面，为工业互联网时代的柔性制造提供了必要的软硬件技术基础，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提高制造业的柔性化水平。
柔性制造不仅解决了生产端的难题，而且将生产端和消费端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利用大数据技术更加精准地判断市场趋势和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在此基础上快速进行定制化生产。“犀牛智造”可以通过阿里巴巴旗下天猫、淘宝的销售信息、浏览与搜索记录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海量信息进行分析，把握消费需求，预测潮流动向，给予品牌商及时的销售预测建议，指导品牌商生产爆款产品。
尽管“犀牛智造”作为现阶段柔性制造的经典案例离不开阿里巴巴在数据、技术等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具有阿里巴巴级别的资金、数据量和数字化能力的企业才能拥抱柔性制造。制造企业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实现彻底的“机器换人”，即便是在有限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撑下，生产系统和供应链也能提高柔性水平，更好地适应需求变化，逐步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方向迈进。这是柔性制造在众多“工业4.0”发展路径和思路中耀眼的闪光点。
一、制造企业柔性生产模式
（一）柔性制造的发展历程
柔性制造这一概念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工程师大卫·威廉姆逊（David Williamson）对机器加工车间的改造，之后由英国Molins公司正式推出柔性生产制造系统（Flexible Machining System），取名为“System24”，代表这套制造系统可以全天24个小时持续生产。到20世纪70年代，柔性制造从最初的生产系统本身演变为企业组织生产管理的理念。日本丰田的“精益制造”就是柔性制造的典型实践，并逐渐确定了零库存、低成本和快速反应作为柔性制造的核心特征和要求。
数字经济的深入推进为柔性制造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2012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首次提出将“人、数据和机器连接起来”的工业互联网概念。德国于2013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工业4.0”，利用信息化促进产业变革的浪潮逐渐席卷全球。2017年，日本也提出了将人、设备、系统、技术等相互连接起来的“互联工业”战略。我国早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就明确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发展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工业互联网通过跨设备、跨系统、跨厂区、跨地区的全面互联互通，实现工业生产的资源优化、协同制造和服务延伸，重构传统工业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催生了一系列新模式新业态。在工业互联网浪潮中，实现定制化的柔性制造占据了重要地位。
柔性制造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其本质在于使一条产线可以进行多种类、小规模的生产。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产品种类越多、销量越大，生产多种类产品所需的设计和差异化生产等边际成本就会递增，产品多样化带来的边际利润则会递减，因此企业需要在利润曲线和成本曲线之间的盈利空间内找到平衡点。柔性制造对于企业的最重要帮助在于其可以降低生产差异化产品的成本，在产品种类增加的情况下压低成本曲线的上升率，创造更大的盈利空间。
所谓柔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生产对于需求变化的应对能力。只要是在柔性生产系统的设计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应对产品要求的变化不需要对系统硬件结构进行调整，只需要通过改变原材料或零件供应以及适配不同的加工参数就可以实现，不影响制造系统的正常生产，在微观层面提升产线对订单的响应速度，在宏观层面提升企业对市场需求的适应能力。柔性生产系统从最早的“System24”原型开始就带有与生俱来的“无人化”属性，减少不可控因素和人为干预，可以保证产品的一致性并提高生产质量，降低残次品率，并通过流程可追溯来提高品控管理水平。
（二）柔性制造的特征
具体而言，整个生产系统的柔性化特征可以拆解成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设备柔性，即生产设备为适应不同加工要求进行适应和调整的能力。
二是工艺柔性，即能够针对加工对象的变化调整加工工艺，不采用成批方式也能够在小批量内进行成组加工的能力。
三是产品柔性，即能够迅速且经济地生产不同产品的能力，缩短生产转换所需的时间，降低所需的成本。
四是工序柔性，即在面临堆积或故障时通过调整工序尽可能维持原有生产速度的能力。
五是批量柔性，即根据不同订单量进行生产的能力，在保持盈利的情况下可以接受的订单量要求越低，批量柔性越高。
六是扩展柔性，即针对不同的批量或工艺要求对现有生产系统进行模块化扩展的能力。
七是维护柔性，即生产系统能够排查和防范生产隐患的能力，提前进行更换或者快速维修来尽可能维持生产率。
综合以上七个方面的柔性特征，柔性生产系统可以帮助企业简化生产线，提高场地利用率；提高设备利用率，提高生产效率； 压缩交货周期，快速抢占市场；除去初次建造或升级投资外，降低企业在扩大产品差异化程度时的生产成本；降低生产中间库存， 提高企业资金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损耗，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为持续优化生产提供可能。
（三）柔性制造系统的构成
从技术角度来看，柔性制造主要需要以下细分系统来共同实现。
一是自动加工系统，由机床等硬件设备作为基础，通过数控系统按照相应指令和要求，根据原材料或零部件选择相应工装夹具和刀具等设备进行加工。
二是自动监控系统，由传感器、摄像头、识别器等硬件设备作为基础，通过对设备状况等生产信息的数据采集，利用数字孪生等仿真技术实时反映生产状况，对生产进行实时监控、故障诊断和处理，并为相应调整和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三是自动仓储物流系统，由智能仓储和运输机器人等硬件设备作为基础，实时监测进出生产工厂的物料和产品运输情况，实时掌握仓库内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成品的数量，及时向生产现场提供物料和设备备件，运出替换下来的零部件和生产废料。
为实现上述系统，还需要搭建基础的网络和软件架构，在生产环节实现低延迟、高带宽的稳定网络覆盖，设置边缘网关对数据进行汇总、清洗、传输，通过边缘计算、云计算等技术对海量生产数据进行即时分析和处理，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整体赋能柔性制造。
柔性生产系统可以由小到大划分为柔性制造单元（Flexible Manufacturing Cell）、柔性制造产线（Flexible Manufacturing Line）、柔性制造工厂（Flexible Manufacturing Factory） 等不同层级。理想状态下，企业可以在投资建设的新厂房内提前做好柔性生产的布局规划，做好网络覆盖、设备数据打通、人员素质培训等前期配套工作。但是实际中开展柔性制造不必一步到位，生产端完全可以从更小的层级开始逐步推进，从一个个制造单元的“点”开始，连成制造产线， 再覆盖整个工厂，形成连点成线、由线及面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企业可以量力而行， 从关键工艺流程开始逐步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柔性生产。
（四）柔性制造的广义扩展与局限性
广义上的柔性制造包括狭义的柔性生产系统，将生产端和需求端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柔性制造使得基于供需精准对接的个性化定制成为可能，推动诸多行业实现用户与企业产品定制服务平台的有效对接，推动用户与企业的深度交互。从需求端出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深入挖掘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产品设计方案；在设计阶段，以电子化设计知识库、工艺知识库为支撑，应用建模技术结合客户需求快速进行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缩短产品设计周期；在生产阶段，利用柔性生产系统进行大规模定制，通过敏捷的供应链系统减少库存需求，力求实现刚性批量生产的效率和成本；在售后阶段，利用产品数据收集提供故障预警、及时维修更换等服务，在服务化延伸的模式下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与此同时，柔性制造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结合企业自身情况适度发展。第一，柔性制造的应用不能帮助企业解决现有的生产技术和工艺难题，需要在理顺现有生产工艺流程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只有目前能够顺利运行的生产系统才能在柔性制造的路径下实现更加集约的效率优化。第二，柔性制造虽然可以优化供应链布局和提高反应敏捷度，但前提是企业原有的供应链具备相应的原材料和零件，并且企业内部的信息流充足。第三，尽管柔性制造可以逐步推进，但是设备改造、人员培训等所需的资金成本较高，且投资回报周期较长，还可能需要进行持续磨合和优化。
二、犀牛智造：世界“灯塔工厂”
（一）建立灯塔工厂，专攻服装生产
2020年9月16日，阿里巴巴举行新制造发布会，秘密运营三年、投入海量资源研发的一号工程“犀牛智造”亮相。原先需要1000件起订的服装生产最低要求下降至100件，原先需要15天的交付期压缩至7天，交货时间缩短75%，库存降低30%，制衣用水量减少了50%，运转效率达到行业平均水平的4倍，比快时尚鼻祖——ZARA还要快7天。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制定了“灯塔工厂”的标准，评选代表全球制造业未来发展方向、探索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杆工厂。犀牛工厂于2020年第五批入选，是当时唯一一家专攻服装生产的“灯塔工厂”。
（二）赋能现有技术，实现小单快返
过去受制于流水线的固定长度，服装生产厂商都有固定的起订批量要求，低于这个批量就无法生产。传统的服装生产模式产品批量大，品种单一，生产线上的设备参数和工艺流程相对固定，针对不同生产需求进行调整，所需的时间周期长，无法保证生产效率最大化，成本也水涨船高。如果想满足小批量的生产需求，就需要放弃自动化流水线，雇用大量有经验的裁缝让每个工人都生产成品而不是负责具体环节，按单件生产模式实现多品种的制造，但是这就倒退回了劳动分工之前的状态，自然成本更高。
在犀牛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上，灰色物料在“蜘蛛网式”的路径中沿着系统最新指定的路线，先在一个工人手里加了拉链，再在另一个工人手里多了口袋，最终缝成了一件成衣。重复100次，只有100件的订单就可以交付。
服装生产本质上就是把平面料片进行缝合制成成衣的过程，主要包括人体数据采集、款式设计、样板打制、号型研究、布匹裁剪、裁片缝合、成衣整烫、成品检验等生产环节，智能化、数字化服装车间仍然是依照上述环节进行服装产品的生产。表面上看，“犀牛智造”的核心内容大致包括中央仓、智能仓、裁、配系统；智能导航“棋盘式吊挂”系统；数字印花技术；E-Flow雾化洗水技术等。不过，这些看似高大上的技术对于服装企业来说并不陌生。最引人注目的服装吊挂流水线系统，早在2008年左右就传入内地，已经被我国众多服装生产企业所使用。数字印花技术、雾化洗水技术等也早已是成熟技术了。①以吊挂流水线系统为例，其本身已经克服了更为传统的捆扎式流水线的不足，可以调整生产线排位顺序和生产速率，具备一定的生产柔性。但是此前吊挂流水线系统也主要以大型服装生产企业为主，其中更有部分只是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形象工程。
真正帮助犀牛智造脱颖而出的是基于阿里巴巴的云计算、IoT、AI、RFID（射频识别技术）等技术为工厂赋能的柔性制造系统，成功搭建起了云、端、智、造融合的新制造体系。在犀牛智造的柔性生产系统中，每一件产品从消费者下单开始就获得一个ID（身份标识号），记录了消费者要求的材料、款式、板型、交期等信息以及为实现此要求所需的工艺流程信息。智能缝纫系统统筹平缝机、上袖机、敷衬机、自动钉扣机等生产设备进行加工，智能吊挂系统则负责将服装的裁片、半成品或者成品挂在衣架上，根据生产加工工艺的要求，按照计算机设定的工序流程，自动将其送到下道工序的员工工位上。犀牛工厂首创了“棋盘式吊挂”，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将产前排位、生产排期、吊挂路线等选择交由AI基于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进行决策，可将吊挂衣架自动分配至相对空闲的工位，改变了过去服装工厂吊挂系统因单向流转而容易导致拥堵的问题。
整个犀牛平台都是技术与数据在驱动。每个生产设备、生产工艺乃至生产步骤都是与数字化技术融合的，计算与数据充斥于所有业务流程。犀牛智造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智能设计研发系统、量体数据处理系统、智能打版与裁剪系统、智能缝制系统、智能整烫系统以及智能配送系统等。在传统生产模式下，订单产品数量减少和需求多样性的增加会导致流程重组的时间挤压有效生产时间，工人也无法及时获取不同订单需求和相应的生产工艺要求，降低了生产效率和响应时间。犀牛工厂则可以凭借极强的数据同步能力和柔性重组能力，有效解决多品种、小数量生产时所面临的工艺柔性低、适应性差等问题，并依托人工智能决策体系对服装产线进行整体规划，消除中间冗余环节和等待时间，提升各个工段之间信息和物流的传递效率，进而提高生产效率。
（三）需求驱动生产，推动行业赋能
除了柔性制造之外，阿里巴巴追求的“新制造”还在于柔性制造使得需求驱动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切实能够和生产端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阿里巴巴在开展C2M 业务时清醒地意识到，需求就是火车头，自然是先瞄准市场和消费者，如果火车头不坚定，市场不拥抱消费者，那么需求就不复存在，没有需求自然就没有生产。
犀牛智造还不是完全的个性化定制，只是对供需关系的精准匹配。目前“犀牛智造”还只是围绕阿里巴巴的生态做一些数字化闭环，但是阿里巴巴也希望能够逐渐扩大闭环覆盖的生态圈。如果未来犀牛智造真的成长为一个大型服装企业平台，那么或许可以被理解为服务整个中国服装行业的超大ERP 系统。理论上讲，只要犀牛智造的算法足够优秀，数据足够全面，就有可能形成极强的市场预测、生产计划以及生产资料统筹分配能力。
从犀牛制造工厂的案例来看，制约服装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的主要瓶颈并不是技术问题。尽管阿里巴巴在分析市场需求时可以利用的数据，远非一般服装企业可以比拟，但是在柔性生产升级改造方面还存在企业融资困难、融资成本高、投入资金量过大、企业改造愿望不强等问题。目前的服装生产线大都采用大批量生产的流水线模式，追求产量的生产方式、习惯和制度已经形成了极大的惯性，让服装制造企业放弃目前的生产方式不仅在客观层面将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也在企业运营和管理的层面存在一定阻力。因此在现有生产模式中由点到线地开展逐步改造更为现实，既可以结合企业实际量力而行， 也可以在前期试点成功的情况下鼓励经营者加快后续改造步伐。“犀牛智造”平台的外溢效应不仅停留在模范效应层面，也可以在实际生产层面赋能并整合现有的其他生产线，以工厂为单位实现柔性制造在更大范围内的“由点及面”式普及。
三、未来展望
推动柔性制造的发展需要企业经营者有足够的决心和把控能力，在持续投入的同时维持好企业的正常生产和运营。柔性制造所需的前期工作也可以帮助企业梳理目前所面临的难点痛点，找准问题，对症下药。围绕柔性制造的改造和建立工作道阻且长，但是成功之后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回报，在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突破中国制造业发展瓶颈
柔性制造使企业有能力利用相同的资源灵活地生产差异化产品，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甚至有观点认为， 先进工业国家保持竞争力的最核心要素就是在柔性制造发展上的领先地位。柔性制造可以提高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突变的能力，快速而经济地适应环境变化，处理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便融入全球产业链条，但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抢占市场。尽管近些年来制造业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总体位置仍旧和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企业长期面临用工难、用工贵等问题且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的大背景下，利用柔性制造系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进一步推进生产线的无人化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无论未来全球产业格局如何变化，价格永远是重要的竞争工具。但是未来中国制造业的价格优势无法再建立在劳动力价格基础上，必然需要找到新的成本控制方法。柔性制造可以帮助企业降低生产不同需求产品的转换成本， 从而降低产品滞销、减少库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柔性制造在生产系统和组织管理上的进步获得竞争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欧、美、日等先发国家和地区时在同等质量下保持价格优势，在面对印度、越南等后发国家时在同等价格和生产规模上获得多样性和快速反应优势，在国际产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重视组织架构调整
尽管当下柔性制造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但是在企业发展战略、管理制度、商业模式等组织架构方面的调整才是柔性制造这一发展路径和思路更为重要的方面。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的Hugh Whittaker 教授联合全球多国学者一起提出了“压缩发展（Compressed Development）”的概念，其中着重描述了技术与组织架构之间的关系。技术突破是关键的星星之火，真正让新技术创造出商业和社会价值并形成燎原之势的是组织方面的调整。柔性制造所依赖的5G 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边缘计算、云平台、区块链等技术都已经日渐成熟，但如果单纯追求先进技术的运用，往往会和企业自身的需求背道而驰，影响企业的发展。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企业如何运用、整合好这些技术，基于柔性制造系统和组织管理形成制造业新模式，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三）国家政策大力扶持
柔性制造是近年来我国大力支持的制造业新模式，国家层面出台了诸多政策对柔性制造进行培育和扶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5 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推广柔性化定制，通过体验互动、在线设计等方式，增强定制设计能力，加强零件标准化、配件精细化、部件模块化管理，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定制和按需灵活生产。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 2023 年）》再次强调要推广个性化定制，鼓励消费品、汽车、钢铁等行业企业基于用户数据分析挖掘个性需求，打造模块化组合、大规模混线生产等柔性生产体系，促进消费互联网与工业互联网打通，推广需求驱动、柔性制造、供应链协同的新模式。着眼未来的制造业新模式，要用好、用活柔性制造的相关技术和理念，形成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新驱动力，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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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的战略选择，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本文基于浙江省苍南县推进直播电商服务改革，塑造直播电商平台经济新生态，为县域经济点燃新引擎，为我国构建“政府有为、社会有序、市场有效”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直播电商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加快构建直播电商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直播电商；数字经济；直播电商服务改革
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中发展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创业创新最为活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下，发展出多种新业态和新模式，其中，直播电商表现最为亮眼、发展势头最为强劲。推进直播电商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是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重要一环。
一、平台经济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一）推进内需循环建设，促进消费稳定增长
2024年6月，为培育和壮大消费新增长点、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的通知，提出利用新技术拓展购物消费体验，拓展电商直播场景。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直播电商的可视性、互动性、引导性、精准性、社群性，已成为推进内需大循环建设、激发消费潜力的新动能。网经社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直播电商交易规模达到49168亿元，直播电商用户人均年消费额为8660元，直播电商渗透率，即直播电商交易规模占网络零售交易规模的比值，在2023年达到32%左右，增长率约为26%。
（二）激发市场经营主体活力，促进创业就业
2020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把支持线上线下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作为经济转型和促进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更有效发挥数字化创新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带动作用，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迈向新阶段。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5.97亿人，占网民整体的54.7%。我国直播电商行业企业规模达2.4万家，同比增长28.34%，电商行业已成为新的创业就业增长点。
（三）促进数实融合，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2024年4月，商务部印发《数字商务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提出“数商兴产”行动，即依托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打造一批特色数智化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直播电商作为供需两侧的重要连接者，以数据为驱动，对“人、货、场”进行重构。一是消费市场需求与企业生产要素调整倒逼传统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推进数字车间智慧工厂建设，提升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水平与产业工人职业素养，构建数字供应链，把好质量关，打造国货品牌；二是数字直播技术创新迭代，倒逼直播电商平台、直播电商企业、直播从业者对上下游产业链与企业核心增值流程进行重塑；三是数字技术不断拓宽消费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同时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数字技术更新迭代，加速推进数实融合。
二、直播电商规范化促进电商平台经济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直播电商规模高速增长，直播带货投诉举报量也逐年上升，5年间增幅约47倍。据商务部统计，2023年，全国12315平台接收网购投诉举报1261.1万件，占投诉举报总量的56.1%，其中以直播电商为主的新兴电商投诉举报增幅明显高于传统电商平台，直播带货带来的问题不容忽视。一是直播电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假冒伪劣或以次充好现象时有发生。部分直播电商企业、主播鉴别能力不足，选品审核机制不严，一味追求利润，导致商品质量低劣。二是部分主播职业素养不高，为促进交易提升销量，夸大其词，虚假宣传，欺骗诱导消费者。三是部分直播企业、主播利用平台漏洞，以“机器+人工”的方式恶意刷单刷流量，编造好评或成交量，制造产品质量过硬、销量领先、信誉良好的假象。这些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还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直播电商规范化，主要是指对直播平台企业、直播电商企业、直播从业者与直播商品质量进行规范。2016年以来，我国不断出台政策来规范我国直播电商市场，2020年6月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和指引；2022年6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网络主播行为规范》，进一步加强网络主播职业道德建设，规范从业行为；2022年11月，《进一步提高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行动方案（2022—2025年）》中强调，应督促平台企业强化平台销售和直播带货产品的质量管控和追溯，依法承担商品和服务质量保证、食品安全保障等责任，切实维护用户个人信息权益及隐私权；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指出，要规范发展网上销售、直播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强化网络平台销售商品质量监管。一系列政策文件的相继发布与深入实施，将推动直播电商行业的规范化进程步入新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直播电商服务改革重塑电商平台经济新生态
浙江是直播电商业态模式的发源地，电子商务也是浙江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近年来，浙江把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奋力推进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的关键力量。2023年，浙江提出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三个“一号工程”，旨在加快打造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苍南县作为浙江的农业大县和海洋大县，积极发挥电商作为新兴商业模式在农产品销售中的作用，着力打通农特产品原产地“最初一公里”和消费端“最后一公里”的堵点难点，通过深化直播电商服务改革，全力打造“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的“三有”融合增值服务体系，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电商平台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据统计，2023年苍南县农特产品网络销售额达6.36亿元，同比增长59%，整体网络电商销售总额达224.4亿元，位列浙江省山区26县之首，且直播电商领域投诉举报量环比下降15%，展现了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显著效果。
（一）加强三侧协同多方联动，构建直播电商高效市场体系
深化政府、社会、市场三侧协同多方联动机制，高效配置生产要素资源，加强商品市场基础建设，推进企业技术创新，激活市场需求，提升供给能力水平。一是实施全球二维码迁移计划（GM2D），赋能产业链发展，保质量促流通。依托“GM2D”示范区县域先行试点和“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平台经济治理试点的双区双试点建设契机，提升主体赋码技术，全面推进商品编码体系转型，构建基于二维码的全链条信息追溯系统，推进农特产品在生产、流通、销售全过程中的信息追溯，实现“源头可追溯、过程可控制、流向可跟踪”，建立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质量安全溯源体系。二是推动特色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定标准促生产。通过制定并推广农业标准，充分发挥标准化在规范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实现种植标准化、再加工规模化、创建特精农业品牌，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指导，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三是强化公共品牌和公共云仓建设，拓销路提影响。通过统一化管理提升品牌力，深化与头部直播平台的合作机制，利用电商平台与头部直播资源，策划系列营销活动，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实现品牌效应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二）优化电商服务全链路，打造有为政府
整合服务资源，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围绕直播电商企业全生命周期，坚持“线上线下”融合，推动电商服务全链路实现一站集成。一是建设政策直达线下电商服务发展中心主阵地。打造集行政审批、增值服务、诉求办理、活动举办等于一体的实体化电商服务发展中心，建立以“中心+站点”为核心的“直播电商公共服务网络+直播共富工坊组织”工作体系。二是打造服务直通线上电商的智能体检中心。定期开展电商智能体检增值服务，进行直播经济发展分析，强化行业合规指导和帮扶。三是强化人才引育孵化，增强多元服务供给。整合政府、企业、中介、高校等资源，强化人才引育，完善人才孵化体系。针对农产品直播行业专业人才覆盖率较低、行业人才短板亟需补充等问题，出台《苍南县电子商务人才引进培育10项举措》,完善人才体系建设。
（三）创新直播电商无感监管，促进直播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针对直播电商商标侵权、虚假宣传、侵害消费者权益等现象，上线直播电商数智监管服务平台，实现直播电商常态化无感监管，推动直播经济有序发展。一是全量归集、摸清底数。以“浙江公平在线”为数据底座，通过线上“直播数据抓取”+线下“监管数据回流”两端采集信息，持续开展数据清洗、关联、比对、校验以充实基础数据库。二是提升算法、强化解析。通过建立算法模型，持续训练和部署个性化 AI，提高语音识别准确率，图像比对识别模块精准实现对影像中商标的动态监测和识别。自平台上线以来，共轮巡解析短视频、直播切片20万余条，图文识别22万余张、图像比对3.5万条，累计消除风险隐患2400余条，有力保障了本地知名品牌商标合法权益。三是强化监测、高效处置。打通市场监管内部平台与头部直播平台间的数据壁垒，对直播主体实施五级信用评价，综合运用行政指导等柔性手段，提升直播电商合规经营能力和水平。
四、推进直播电商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通过总结和分析苍南县直播电商服务模式的创新、直播经济的发展经验，以及直播电商产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一）推进全球二维码迁移计划，加快赋能数字新质生产力
GM2D是由国际物品编码组织（GS1）发起，旨在推动全球商品编码在2027年前由一维条形码向二维码转换，引领各领域全面实现商品二维码的识读解析等功能，使得各行业间数据信息互联互通，为消费者、企业提供更优质、更全面的服务。GM2D以“码”为核心要素，借用二维码数据承载量大、解析速度快、安全系数高、具有唯一性等优势对商品进行科学编码，能够有效提升信息交换效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加快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此外，利用二维码的唯一性来实现商品质量监测追溯，有利于政府、社会、市场三侧协同，推进质量强国建设。
作为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下一代商品条码技术，GM2D在未来的推进和发展过程中还面临不少挑战和机遇，我国应紧紧抓住并把握好这个重要战略机遇。一方面，GM2D对全球商品的生产、流通、结算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业界各方应当共同携手、综合施策、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一项促进全球发展的创新举措，GM2D将为全球消费市场的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提供技术支撑，我国要积极主动融入国际规则，加大应用和推广力度，推动射频识别技术（RFID）的体系化创新及产业快速发展，加快赋能食品、包装印刷等关联产业，加快推动可变数据二维码包装印刷技术、印刷型柔性射频识别技术、全生命周期产品碳足迹核算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招引一批GM2D领域的顶尖人才、领军人才和基础技术人才，充分释放GM2D内在潜能，将GM2D的创新价值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有利条件，从而扩大出口，推动外循环建设。
（二）实现直播电商“人、货、场”全链路提效，打造由电商驱动的产业创新模式
1.“3D虚拟人+AIGC”打造直播电商基础设施
在移动互联网的加持下，电商行业经历了爆发式增长，竞争态势日趋白热化。而在AIGC和虚拟人的技术加持下，电商行业通过新技术和新模式进行转型和突破，开始下一轮优化升级。随着直播电商产业不断发展成熟，为了促进商品交易总额（GMV）增长，整个电商行业逐渐形成了竞争态势，各大流量平台和电商平台，以及各大赛道的品牌、商家都在尝试新型电商模式。“3D虚拟人+AIGC”碰撞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全链路赋能电商行业“人、货、场”，降本增效效能凸显。在流量碎片化、电商运营体系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下，想要实现全平台、矩阵化、规模化的电商直播，打造出品牌的全域增长模型，需要不断探索全新的商业模式，促进行业整体规模增长，从而开启下一轮行业红利期。
2.积极探索“交通+”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新途径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探索构建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实现共同富裕的统筹机制，通过实施国家重点区域发展战略，深化区域间的产业交流协作配套，统筹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应聚焦于利用多式联运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围绕交通链来发展供应链，从而推进产业链的发展。通过实施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和物流体系的全面循环，充分利用直播经济的引领作用和乘数效应，结合多式联运体系优势，将其转化为地方供应链体系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推进产业的发展，形成区域协同、产业协同、内外协同的发展趋势。
3.创新产业空间供给模式，建设综合型直播电商基地
鉴于直播电商产业对区域经济具有显著集聚效应，特别是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尽管面临本土电商发展较晚、缺乏头部品牌和专业人才的现状，但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工厂和中小商家具有较强的电商意识，构建高效直播电商生态成为关键。针对土地要素缺乏以及供应链产业基地建设滞后等问题，需积极探索和创新工业上楼、联合上楼、混合产业供地等产业空间供给模式，多维度打造直播电商产业基地。在此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国家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国家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等国家级政策优势，以及跨乡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农村宅基地改革等省市试点政策，形成政策叠加效应。鼓励各地依托特色产业带、产业园区等资源，建设集直播场景、内容制作、直播带货、品牌培育、供应链管理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直播电商基地，打通直播基地、达人培训、供应链选品、品牌孵化、云仓物流等各环节，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乃至全国直播电商提供多元、适配、优质的一站式供应链服务。
（三）提升涉企政务增值化服务，构建直播电商全链条服务机制
通过制度创新、数字赋能双轮驱动，政府、社会、市场三侧协同，进一步优化基本政务服务、融合增值服务，对政务服务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的变革性重塑，促进企业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强化功能、加快发展。积极发挥政府作用，推进“有为政府、有效社会、有效市场”的有机融合，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质量发展。聚焦直播电商领域，以行业需求和痛点为导向，通过优化服务供给、强化数字赋能，构建直播电商全链条服务机制。
1.建立精准政策供给机制
以直播电商全产业链为指引，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制定相关产业标准与符合行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升直播行业惠企助企精准施策水平，解决直播电商经济中的公共服务难匹配问题。同时，积极推动政策落地，激发直播电商企业经营活力，定期开展政策效果评估，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措施。
2.建立合规培训辅导机制
合规问题是当前影响直播电商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合规问题包括了产品合规、销售合规、售后合规等诸多问题，亟须建立线上线下合规辅导机制，对职业主播进行职业培训，提升主播的职业技能、强化主播法律观念、提升合规素养。此外，还需对直播电商企业进行定制化合规服务，加强合规培训力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3.建立常态化无感监管机制
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以数据为驱动，建立常态化无感监管方式。一是建立直播电商数据库，摸清属地直播电商行业底数；二是将直播电商平台与现有的智慧监管系统进行对接，通过“线上直播数据抓取+线下监管数据回流”的方式，对直播电商经营活动进行常态化、无感化监测识别，不断提高查处直播电商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能力。三是对直播主体实施信用评价机制，充分运用风险警示、首违不罚、轻违指导等柔性手段，提升直播电商合规经营能力和水平。同时对消费领域新场景、新业态、新应用开展前瞻性研究，强化监管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监管水平，增强直播电商行业监管效能。
五、结语
直播电商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兴业态，已深度融入民众的生产生活之中，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直播电商的可持续发展事关我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大局，更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直播电商作为科技创新与数实融合的重要场景应用，在培育新消费场景、新经济增长点、促进地方产业升级、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就业创业、服务乡村振兴及助农富农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直播电商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生产要素，是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区域经济格局的重塑与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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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岳洁系中共苍南县委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家富系杭州潮头智库执行主任）
Intensify Reforms in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Services and Building a New Ecosystem of E-commerce Platform Economy
Chen Yuejie Wang Jiafu
Abstract: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represents a strategic choice to seize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and constructing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re the reform directions set b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o advanc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Drawing up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angnan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in advancing reforms for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services and fostering a new ecosystem of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platform economy, this paper illuminates how it has ignited a new engine for the county’s economy. It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China’s endeavors to establish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active government, orderly society, and efficient market,” promote the normativ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platform economy,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for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foster new forms of production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propel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Digital Economy; Reform of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Services
]]>摘 要：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是数字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企业数据形成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推动企业数据的高效利用对加快建设数据要素市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企业数据利用存在数据产权激励机制不健全、供需信息不对称、数据流通渠道单一、数据治理能力不足等短板，需要综合利用制度和技术手段，降低企业数据利用风险和成本，建立收益激励机制，培育数据发展生态，提升企业数据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增强数据驱动经济发展能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企业数据；产权激励；应用场景
生产要素的演变反映了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不仅体现了我国在要素理论方面的创新，也是数字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进步的重要标志，顺应了通过数据要素这一价值源泉寻求发展新动能的客观规律。企业数据是数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称“数据二十条”），对企业数据的应用提出了要求，国家数据局也将探索企业数据开发利用路径作为重点任务积极推进。因此，加强企业数据利用路径研究，深入分析企业数据利用面临的挑战，对释放企业数据价值、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一、推进企业数据利用是数字时代的必然要求
（一）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加快建设数据要素市场
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数据工作的主线，也是推动数据要素创新性配置、激发数据要素价值的关键改革举措。企业数据作为数据要素中最活跃的数据类型，数据量大、面广，具有融合应用的巨大潜力。“数据二十条”明确提出要建立企业数据确权授权制度。加强数据要素高质量供给，积极探索企业数据利用新路径、新模式，充分开发和利用企业数据，已成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释放数据资源，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
企业数据的高效利用有助于激活沉淀在企业内部的数据资源，使数据要素的价值最大化，构建完善的数据资源体系。《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3年）》（简称《报告2023》）显示，数据多场景应用、多主体复用难度大，实现数据复用增值的大企业仅占8.3%，数据价值有待释放。大量企业数据得不到充分利用，数据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赋能作用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数据融合应用是发挥数据赋能作用、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多源数据融合，开发更多的融合数据应用场景，能够推动数据赋能重点产业、公共服务等实体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发展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三）发挥数据牵引作用，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起步阶段主要以智能感知设备、生产经营管理平台等设备设施投入为主，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深入，数据要素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愈加凸显。企业可以通过构建智慧决策、风险预警等应用场景，充分挖掘企业数据价值，推动生产经营实现数智化，提高生产经营和管理决策效率。同时，充分挖掘数据价值，积极研制数据产品和服务有助于拓展企业业务范围，增加企业收入来源，进一步促使企业加大数据要素采集、治理、应用等全流程要素投入，汇聚更多数据资源，形成更多高质量的企业数据供给。
二、推动企业数据利用过程中的关键难点
企业数据形成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承载了企业大量的生产经营信息和数字化投入，因此，企业在推进数据利用过程中会更加谨慎，对成本收益、数据风险的关注度更高。
（一）数据产权激励机制不健全
产权结构对要素报酬、收益分配具有重要影响，清晰的产权保护机制是激发企业数据利用的重要基础，也是企业实现经济收益的制度保障。从企业数据供给方来看，目前企业在推动数据合法合规、安全高效流通等方面缺乏明确依据和技术支撑，导致许多企业将数据限于内部使用，缺乏主动参与数据流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报告2023》显示，在数据交易所交易的数据产品中，消费民生领域数据产品购买方数量是供给方的2.4倍，数据交易中的供需关系不平衡。企业因产权不够明晰、技术保障能力不足等原因，不得不采取更多举措来降低数据使用可能导致的法律政策风险，增加了企业数据利用的成本。
（二）企业数据供需信息不对称
企业数据利用过程中，数据的供需双方在数据价值认知上存在较大差距，数据供给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或者通过合法途径采集形成数据资源，对数据的实际情况比较了解，但数据的易复制性、非均质性等特征，会使供需双方在数据流通过程中面临信息披露和价值保护的矛盾，从而使得数据供给方难以向需求方充分展示数据全貌，产生数据供需信息不对称性现象，因此亟需建立供需双方对接机制和信任机制。《报告2023》显示，2023年我国数据产品成交率为17.9%，数据场内交易供需匹配率较低。
（三）企业数据流通渠道单一
数据流通交易机构包括交易所、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等，能够帮助数据供需双方在较低的成本上实现供需对接，降低交易成本，为数据产业生态的形成提供重要支撑。数据交易机构为数据交易流通参与各方提供了进入、交易、退出规则，有助于交易双方建立信任机制，减少供需双方对接成本。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依托数据流通交易机构开展业务，可以降低寻找服务对象、数据价值评估、交易磋商等成本。但由于现阶段数据交易场所、区域数据交易平台、产业数据交易平台的数据交易体系尚未建立，各数据交易机构在标准、规则等方面尚未达成共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数据的流通利用。
（四）企业数据治理能力不足
规范的数据治理体系是提升企业数据质量和推动企业数据安全高效供给、流通、应用的重要保障。然而，作为数据产生、应用的主体，许多企业在数据治理、数据安全等方面的认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企业数字化投入仍以硬件为主，对数据资源管理投入不足，与灵活利用数据资源开展业务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报告2023》显示，2023年尚未建设数据管理系统的大企业比例为21.9%，实现规划管理的数据资源仍然较少。
三、畅通企业数据利用路径的相关建议
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综合利用制度和技术手段，强化需求引导，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降低企业数据利用风险和成本，能够激发企业数据开发利用各方的积极性，提升数据驱动经济发展能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探索企业数据权利边界，形成收益激励机制
积极落实“数据二十条”中关于数据权属的安排，综合利用制度和技术手段，通过产权登记、资产入表等方式逐步建立企业数据权利边界。一是分类分级推进企业数据确权，在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明确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持有权、加工使用权、产品经营权归企业所有。二是构建数据产权登记管理体系，制定数据产权登记管理指导意见，建设覆盖企业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数据产权登记管理服务制度，实现对企业数据权属变更的认定，逐步降低企业数据利用过程中的政策风险和安全风险。三是推动企业数据资产入表，按照数据资产入表要求，将能够产生稳定收益的数据资源登记为数据资产，开展数据资产认定和登记试点，分行业制定数据资产入表操作规范，逐步提升企业数据资产管理能力。
（二）提升企业数据应用能力，培育数据产业生态
充分发挥市场引导作用，培育市场主体，促进企业数据流通应用。一是制定应用场景支持政策，围绕重点产业领域、关键民生领域等打造超大型应用场景，根据应用场景的投入、产出及社会影响制定资金补助、要素保障等支持政策。二是加强企业数据市场主体培育，支持拥有丰富数据资源的企业作为数商参与数据流通活动；以传统优势行业为重点，建立覆盖数据治理、数据安全、数据交付和数据发布等全过程的第三方中介服务体系，为缺乏数据治理能力的企业提供数据开发利用服务。三是发挥企业数据标准的基础作用，支持国企、平台企业、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主体制定行业数据管理标准，以数据贯通产业链、生态链和创新链，率先推进行业内部数据的互联互通，打造高质量数据集。
（三）建设企业数据流通载体，激发数据要素活力
突出数据交易机构在企业数据利用中的规范引导和监督管理等作用，保障企业合法合规地开展数据交易流通、融合应用等活动。一是统筹推进企业数据交易载体建设，明确交易所的公共属性，支持企业围绕数据交易场景合法合规开展数据采集治理、交易流通活动；加快构建区域性数据交易平台、行业性交易平台等数据交易载体，探索分行业、分区域的企业数据利用路径，将更多企业数据交易行为纳入管理范围。二是制定企业数据交易流通负面清单，明确禁止交易的数据内容，规范数据产品和服务合规审查的基础条件，集中高效推进数据的合规审查。三是开展企业数据产品研发和服务登记，结合数据产品和服务营业收入、企业开发投入金额等，给予算力补贴、资金补助等奖励支持；参照创新研发等支持政策，将符合条件的数据技术和产品研发投入等纳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
（四）增强企业数据治理能力，构建多元治理格局
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充分落实“三法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的基础上，释放企业数据价值。一是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建立企业数据安全风险合规免责机制，支持企业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风险管理制度，降低企业数据利用的政策风险；建立企业数据市场信用评级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企业数据供需双方信任机制。二是明确企业数据利用安全要求，支持国有企业、平台企业、链主企业等拥有大量数据的企业，率先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对无法通过自身能力实现数据安全合规利用的企业，鼓励借助第三方服务机构对数据进行加工治理和安全评估等，以满足企业数据使用安全管理要求。三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支持由行业组织牵头，结合行业数据特点探索企业数据安全利用路径，制定企业数据安全使用的团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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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苑系四川省大数据中心政策与规划处副处长、高级经济师；王波系西南交通大学讲师、经济学博士）
Unblocking Enterprise Data Utilization Pathways
to Release Data Element Value
Zhang Yuan Wang Bo
Abstract: Data production elements ar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Enterprise data is generated in the course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and promoting its utilization is crucial for building a data element market and advanc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urrently, the utilization of enterprise data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a lack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incentive mechanisms,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data supply and demand, limited data circulation channels, and inadequate data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enterprises to reduce utilization risks and costs through institutional and technical means, establish incentive mechanisms for benefits, cultivate a data ecosystem, improve data supply quality, enhance data-dri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Enterprise Data; Property Rights Incentives; Application Scenarios
]]>摘 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已成为当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深入研究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要特征，分析了链接两者发展路径的关键要素，提出了如何以基础优势促进创新、推动创新资源优势互补、实现科技和产业跨界融合发展的重点路径和策略，为新时期破解创新发展难题、提高创新质效等提供参考。
关键词：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协同发展；跨界融合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两大关键要素，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基础支撑，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引领。着力推动科技和产业协同创新，对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一、以科技创新优势铸造产业创新优势
国内外诸多成功案例和实践经验表明，以系统性创新思维将自身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的地区，往往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和周期内大幅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并快速占据产业创新和市场发展的制高点。科技创新是一项艰巨繁重的基础性工程，重大科技创新更是持续周期长、投入要素多、流程复杂性高的系统性工程。在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和科技格局不断变化的大背景下，许多地区结合不同发展时期的发展重点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随着形势任务的不断变化，技术创新的侧重点不断调整，许多科技创新成果未能全面转化为产品和产业发展的优势，而这些技术创新成果若能被充分有效利用，将会对产业发展起到关键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创新发展思维，结合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和科技创新布局，充分梳理整合已有的科技创新成果、资源和技术创新优势，深入发掘市场和发展需求，研究开发和推出一批符合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成果，创造性地构建新型产业发展形态，推动当前产业形态实现多个方向的创新，进一步增强发展韧性，最终实现系统性创新变革，不断铸造产业发展的创新优势。
二、以产业创新优势铸造科技创新优势
从世界先进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几乎所有重要科技创新的成功，都需要高质量、可持续的产品和产业的发展来提供源动力。经过多年的发展，许多地区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等优势形成了重点主导产业，品牌效应和产业优势日益凸显，产业链不断拓展和完善。在新的发展背景下，这些产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通过多元化创新不断适应市场需求环境。以产业发展和产业创新优势为载体，可以有效发掘科技创新资源和要素。一方面，产业创新优势可以吸引资金、创新人才、研发平台、创新工程项目等科技创新所需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产业创新发展过程中也会催生出新的市场和产品需求，进而产生新的科技创新需求。比如，可以利用主导产业实现持续创新发展，为科技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针对主导产业链中依赖外界的或需求量大但生产能力和效率不足的重点环节开展科技创新，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发展，为科技创新项目不断积累新成果、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从而将产业发展和创新优势转化为科技创新优势。
三、构建科技和产业创新人才融合支撑的系统性发展新格局
创新人才融合发展是创新生态的重要环节。应尽可能打破各类条件限制，引进一批重点领域的国际顶尖科研人才和产业管理人才。对于引进高水平人才队伍乏力的重点领域，要积极采取“走出去”策略，持续选派高素质年轻人才队伍到科技和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学习深造，学习先进经验和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开展核心研究所需的理论知识；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在发达地区建立企业科技研发中心和产业发展管理中心，广泛吸纳当地顶尖人才。通过培养和带动模式，形成与高水平人才高地持续共享人才技术资源的良性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定期推动区域内科技创新人才和产业创新人才的轮岗实践和交流协作，让科技创新人才在复杂的产业发展环境和市场需求环境中锤炼自己，充分掌握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导向，为精准开展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让产业管理人才深入科研创新环境，充分掌握产品研发的技术特点、性能参数以及科技创新的未来趋势和方向，深刻了解产品和产业发展的最新情况等，有利于更为精准有效地开展产品推广、市场发掘，实时动态调整营销模式、应用场景，更加有力有效地助推产业创新发展，不断营造并形成技术人才和产业人才相互流通、协同互补的创新人才培养新格局。
四、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反馈调节机制
科技创新并非一蹴而就，产业创新同样需要长期的探索过程。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反馈调节机制，可以实现实时动态调整技术研发方向和市场营销导向，有效节约资源，实现效率最优。当科技创新无法完全满足市场需求端的设计特点和要求或当时间、资金等成本过高时，科技创新端应及时将情况向产业创新端反馈，并在不同的研发阶段对需求端产品特点及参数进行实时调整，同步调整营销模式和应用场景，做到有的放矢。同时，产业创新端在开展前期产品营销和场景应用时，能够获取大量的消费需求数据和市场环境数据，产品创新端应将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挖掘具有更大发展潜力的产品项目和技术参数，并及时反馈给科技创新端，帮助科技创新端调整研发方案和创新路径，推出更加符合消费者心理需求和当下市场环境的产品。这种双向反馈调节机制，可以推动产业发展的全链条、全流程协同一致和高效创新。
五、以产业聚集带动技术聚集，构筑创新资源汇集新高地
产业聚集对技术要素聚集具有强大的牵引作用，而技术要素的聚集有利于吸引各类创新资源汇聚发展，形成强大的创新合力。从当下的产业集聚趋势和特点来看，应当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特点，推动同类型优势产业资源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实现“1+1>2”的良好效果。对于部分产业和产业链中的短板和弱项，应引进补充资源，着力规划和形成功能体系不断完善、自给自足能力较强的产业园区和聚集区。通过逐步优化产业链生态、固强补弱来实现产业聚集；通过产业聚集优势不断吸引技术研发机构、平台和企业进驻，构建重点产业技术创新研发聚集区；通过发挥产业集群的带动作用，持续支撑各类关键技术要素聚集；通过技术要素的持续聚集，推动实现多层次和多模态的科技创新，为区域构建重要技术创新人才体系和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夯实基础。以良好的技术创新资源聚集效应助力产业创新资源汇集，培养一批产业管理、产业发展规划和未来产业设计等方面的创新人才，最终实现产业和技术两类创新资源“双提升”的良好局面。
六、以多元化技术创新融合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发展
从技术创新变革的历史经验来看，单一的技术创新往往难以解决系统复杂的重大问题。而创造性地推动多类型创新技术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产品和产业实现颠覆性变革。当前，农业、工业、旅游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等多领域的技术创新发展日新月异，市场对推动多元化技术手段创新融合发展的需求越来越高。推动多种技术手段创新融合发展，能够催生新的技术应用模式、应用场景和产品，从而不同程度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模式和体验。通过构建新的消费场景和市场需求，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能够形成新的产业模式并创造新的消费和经济增长点。因此，应以跨界产业融合发展产生的消费变革为重要牵引和预期目标，结合实际预设消费场景和需求参数，通过多元化技术手段推动技术创新融合，进而推动产品和产业变革，促进消费升级，从而加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生产效率和畅通消费模式。
参考文献
[1]陈亮, 张志强, 尚玮姣. 技术融合研究进展分析[J].情报杂志，2013,32(10):78-85.
[2] 梅亮, 陈劲, 刘洋. 创新生态系统:源起、知识演进和理论框架[J]. 科学学研究，2014,32(12):1760-1769.
[3] 吴绍波, 顾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协同创新的治理模式选择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2014,26(1):8-17.
【本文系“云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创新团队”（项目编号：2024CX1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Research on Key Paths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Lu Jishan
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crucial aspect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driving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primary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alyzes the key elements linking their development paths, and proposes pivotal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to foster innovation based on fundamental advantages, promot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in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achieve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It aim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solving the challenges of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摘 要：目前，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十分明确，同时对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也需进一步加强研究。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本文首先分析了先进制造业的演化和时代定位，针对云南先进制造业发展基础和现状，提出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云南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和对策。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其中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参加云南代表团讨论时指出，要做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文章，从主体功能定位出发，坚持因地制宜、各扬所长，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高原特色农业和旅游业。
云南省在制造业发展方面有较好的基础，传统资源型产业构成制造业的底座。近年来，以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传统制造业绿色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取得成效，这些进展都为培育制造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云南省的先进制造业也存在发展基础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不高、工业节能降碳压力大、产业数字化发展进程缓慢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云南省需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制造业全链条、全领域，增强制造业创新活力，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突破点，向“新”而行，向“质”要效，焕“新”提“质”，改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结构，全力推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先进制造业发展定位分析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制造业发展，把握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然而，由于先进制造业的概念尚未有明确的界定，现有文献多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先进制造业，如高科技产业、绿色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等等，缺乏对先进制造业的全面解释和时代走向的分析预测。为此，本文拟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和定位入手进行研讨，探究其概念和时代内涵，以期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先进制造业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先进制造业”是指具有先进制造技术的行业，于1992年由美国首次提出。2009年英国将其定义为运用高水平设计方法和技术生产复杂产品的行业。2011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进一步明确，先进制造业是通过信息、自动化和计算机、软件、传感网络技术的融合创新而进行生产的制造业。从上述概念的演化可以看出，早期的“先进”主要指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方法的应用，而后才考虑到数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先进制造业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不仅仅是先进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应用，还包括绿色技术、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网络制造等先进技术和制造方法的应用。当前，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我国对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目标和定位，新质生产力理论更是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布局未来产业，进一步明确和丰富了先进制造业的内涵。
（二）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定位
目前，我国对先进制造业的界定没有明确的统计分类，考虑到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涵义相近，一般根据高技术产业的分类来统计。2002年，国家统计局首次颁布实施《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需要，2017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基础，颁布《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标准。本文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导向，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定位进行研讨，构建先进制造业发展模型。
1.制造业高端化发展。高端化指产业转型升级的高水平和先进阶段。高端化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一是从产业链延伸的角度，产业链的延链、补链、强链是高端化的核心过程，产业链越长，产品附加值越大。目前，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也是产业链延伸的一种重要形式，旨在引导工业企业由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转变，从而大幅提高产品附加值。二是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通过技术创新推进产业创新，催生新兴产业，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业态，这是新质生产力的目标之一。三是从新兴产业的发展来看，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着眼于重大前沿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发展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如信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另一方面是通过前瞻性谋划部署未来产业发展，把握新兴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新方向，面向未来带动产业升级、开辟新赛道、塑造产业培育链条。如人工智能、氢能和储能、低空经济、生命科学等。
2.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智能化是数字化的高级阶段，数字化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可以起到赋能机制的作用。智能化则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推动企业实现智能决策、智能生产、智能服务。
3.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工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领域。制造业绿色化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加快工业结构低碳化、制造过程清洁化、资源能源利用高效化，实施节能减碳技术改造，推动工业绿色化发展，助力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4.先进制造业发展。由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综合而成的先进产业集群，是产业分工深化和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高级形式。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当前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抓手，也是激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重塑制造业发展生态的重要路径。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也将为我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新的优势。
目前，我国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研究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在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任务。一是要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加快发展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检验检测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二是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上，部署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和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三是在产业绿色化发展方面，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等法规标准。
二、云南先进制造业发展现状
云南省传统制造业以有色金属、钢铁、磷化工等高耗能产业为主。近年来，云南省在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尤其是在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领域。依托绿色能源优势，云南省在绿色铝、光伏硅、新能源电池材料等特色绿色能源产业链方面实现快速发展，构成了云南省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主体，并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较大。2023年，云南省的绿色铝、光伏硅产业产值均超过千亿元，新能源电池产业总产值逾330亿元。然而，对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定位目标，云南省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中仍面临以下挑战。
（一）对标高端化发展目标
一是产业创新能力较弱，云南省产业层次偏低，传统产业比重大，产业链延伸不足，生产服务性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产业创新能力较弱，无法有效支撑高端化发展的需求；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较低，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发展薄弱，且对未来产业谋划不清晰，布局缺乏长远规划，制约了先进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三是工业园区集聚度不高，承载能力不强，单位面积产值较低；四是先进产业集群基础薄弱，尚未形成国家级先进产业集群，限制了区域内产业链的集聚效应和整体竞争力。
（二）对标智能化发展目标
一是云南省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缓慢，数字技术在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方面的作用不明显，制约了企业智能化发展速度；二是企业智能化改造程度、智能制造水平较低；三是工业互联网建成数量少，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吸引力和带动力不强；四是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智能化发展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相关政策还处于学习、探索、试点阶段，未能形成有效的政策保障体系。
（三）对标绿色化发展目标
虽然云南省具有绿色能源占比高的优势，但绿色能源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工业绿色化发展的优势，绿色能源与绿色制造的融合度不高；二是传统制造业的低碳转型水平不足，节能减排压力较大，制约了产业绿色化进程；三是能源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潜力有待挖掘，数字技术在促进能源产业绿色化转型中的应用仍需加强。
三、新质生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机制路径
当前，云南省通过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引导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高效集聚，构建并强化新质生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此，结合先进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定位，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增强制造业创新活力，构建创新生态
一是强化企业创新意识，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产业创新步伐。云南省制造业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增强创新活力是关键，要以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以产业创新推进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谋划未来产业发展。
二是构建企业创新生态。由于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需要通过构建企业创新生态来增强竞争力，从而形成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引导、龙头企业主导、上下游企业参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支撑、金融机构支持、中介机构架桥的协同创新体系。统筹规划制造业创新生态，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优化配置产业集群，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
（二）加快新兴产业发展步伐，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是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关键环节，一是大力发展新兴信息产业，为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提供产业配套支撑，改善产业结构；二是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业为基础和核心，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三是以云南新兴产业发展所需，优先发展储能产业、生命科学产业等，壮大绿色能源规模，丰富和延伸生物医药产业链，关注前瞻性产业发展趋势，积极谋划发展符合云南三大经济（资源、园区、口岸）优势的未来产业，如低空经济、量子信息等；四是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战略的实施。先进制造业发展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支撑，要推动两业交叉渗透、协同耦合发展，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
（三）培育发展先进产业集群，构建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云南省传统优势产业主要是以冶金、化工等产业为龙头的资源型、高耗能产业集群，以“新三样产业”（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为特色的产业集群发展是目前培育发展先进产业集群的基础。随着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通过数字创新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赋能推进高耗能产业的绿色发展，为高耗能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建设中，一是促进高耗能产业集群的合作组织建设，打造跨行业的服务平台和“工业大脑”，拓展载能产业循环低碳发展合作空间；二是共建高耗能产业集群数字协同创新中心，形成开放、开源的集群联盟，促进高耗能产业之间的协同创新交流。
（四）推进工业互联网应用平台建设
当前，工业互联网发展呈现出高度融合、智能化和生态化的特征，逐步从单点应用向全产业链深度融合转变，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和高效运作，是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云南高耗能（载能）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任务。按照《云南省行业级大数据中心建设指南（2022年试行版）》，鼓励优势行业争取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行业级分中心。一是根据高耗能产业特点和国家相关政策，构建“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平台，形成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安全生产感知、监测、预警、处置及评估体系，提升工业企业安全生产水平；二是通过工业互联网的连接作用机制，加强云南省各高耗能产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减少重复建设成本，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五）推进绿色能源与先进制造业发展深度融合
发挥绿色能源优势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云南省绿色能源占比达90%，已成为云南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优势，有力支撑了云南“新三样”先进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推进绿色能源+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是促进云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发挥绿色能源优势，在重视绿色能源供给侧的同时，需要提升对电力需求侧的管理。支持工业绿色微电网和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建设，引导企业建设智能能耗管理系统，优化能耗管理，提升工业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减少煤炭使用量，有效控制碳排放。
通过以上机制路径的实施，将有效推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推动云南省制造业的实现高质量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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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注重专业化差异化[N]. 经济日报, 2023-05-29.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以数字化转型推动云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YB2020022）；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社会智库“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招标项目“推动云南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研究”（SHZK2022432）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郑季良系昆明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院教授；刘萌系昆明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宋沁清系昆明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Yunnan’s Practice of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Zheng Jiliang Liu Meng Song Qinqi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lear, but the impact path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s still unclea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positioning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proposes mechanis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Yunnan’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problems of Yunnan’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摘 要：航空制造业作为高端制造业的代表，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也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关键力量，同时，航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发展水平与效率直接影响到产业资本的形成、配置与运用，进而对航空制造业的升级进程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在梳理评述国内外金融发展与航空制造业升级的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辨析金融支持航空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利用2008—2021年间我国1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面板回归与门槛回归，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并从金融发展的不同维度进行分析，根据结果确定金融支持航空制造业升级的关键着力点与弱项，最后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金融发展；航空制造业；产业升级；门槛回归模型
一、引 言
航空制造业属于高技术制造业的范畴，对国民经济、航空运输、物流配送等领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国家科技水平和人才素养的重要体现，亦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金融作为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通过储蓄与投资资金的转化，能够有效引导资金流向，纾解企业融资约束。我国航空制造业升级是整合财政、技术、金融等资源的过程，金融在推动航空制造业升级中发挥了重要支持作用，有助于我国航空制造业突破竞争对手的垄断、信息技术市场的关闭、核心技术知识的封锁等发展障碍，因此，本文对金融发展作用于航空制造业升级的支持因素与抑制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针对性举措，对于航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金融发展影响航空制造业升级机理分析
（一）金融规模对航空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理
金融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缓解航空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一方面，金融规模的扩大能够增加融资供给。航空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金融规模越大，社会闲散资金、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就越充裕，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数量更多、体量更大，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支付清算手段就更加多样化、规范化、体系化，这样企业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进而用于研发、生产、市场扩张等关键环节。另一方面，金融规模扩大往往伴随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和金融机构服务能力的提升。通过专业的金融服务，金融资本能够有效识别并流向有生产潜力的科技研发项目，从而使航空制造业企业获得更精准的投资指导，确保资金有效利用。
然而，金融规模也可能对航空制造业升级产生非线性影响。若金融规模过小，金融部门会考虑未来长期可持续的发展需求，投资活动呈现风险厌恶偏好，例如将有限的资金投入低风险的企业活动中，而科研密度高的航空制造企业用于抵押担保的有形资产较少，需要支付更高的融资成本。此外，金融部门的专业人才队伍规模小，难以识别出具有长周期而高潜力的行业；金融规模过大时，金融系统可能更注重短期投资收益，资金更多流向虚拟经济，导致金融资产泡沫化增值，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强化航空制造业的外部融资约束，并最终影响到行业的创新水平与转型升级。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H1（a）：金融规模促进航空制造业升级。
H1（b）：金融规模抑制航空制造业升级。
H1（c）：金融规模对航空制造业存在非线性影响。
（二）金融结构对航空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理
金融结构可划分为间接融资模式和直接融资模式两种。间接融资的金融结构，其特征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审慎的经营原则。银行等金融中介通过严谨系统的信用评估机制，将资金盈余者的闲置资金聚集并分配至具有良好信用和抵押贷款能力的企业。然而，由于航空制造企业的技术研发具有较高的风险且周期较长，银行在贷款时需承担技术研发失败和企业无法偿债的风险，难以形成企业研发成功创造收益的利益共享机制，因而会更关注贷款主体未来收益的稳定性和偿债水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风险、高投入的航空制造企业的研发创新。
相较之下，直接融资的金融结构能更好地满足高风险、长周期、依赖无形资产为抵押物的项目融资需求。政府主要扮演政策与宏观环境建设者的角色，对市场干预作用较小，金融市场交易制度相对完善，更易受持有高技术的外商投资者青睐；市场上大量活跃的投资者更加关注创新绩效带来的利益流入，企业的资产份额、抵押担保等因素不是资金配置的唯一依据，从而有利于资金流入规模小但高回报、高收益的航空制造业技术研发活动，使社会资本转化效率更高。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2（a）：金融结构促进航空制造业升级。
H2（b）：金融结构抑制航空制造业升级。
H2（c）：金融结构对航空制造业存在非线性影响。
（三）金融效率对航空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理
金融效率是衡量金融机构的投资转化效率的关键指标。金融效率越高，资金流动性越强，资金可以快速从储蓄者转移到投资者手中。同时，较高的金融效率通常伴随着金融创新，表现在金融部门可以向投资者提供不同风险偏好下的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组合，进一步促进资金自由流动。高效的金融体系还意味着拥有更先进的投资风险评估工具，使投资者能准确评估并权衡航空制造业项目的风险和成长潜力，通过期权、期货等金融工具管理风险，促进投资者手中的金融资本流向高风险的技术创新项目。因此，金融效率能通过促进资本形成和金融创新，帮助航空制造业企业更快地获得所需资金，加速各类研发项目的启动和发展。
然而，我国长期以来的利率管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贷市场发挥利率价格的信号作用。已有研究表明，金融效率只有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显著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当金融效率较低时，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不明显，金融体系无法有效甄别风险，增加企业融资阻碍，甚至会抑制技术创新水平。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金融效率促进航空制造业升级。
H3（b）：金融效率抑制航空制造业升级。
H3（c）：金融效率对航空制造业存在非线性影响。
三、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一）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结合前文分析以及航空制造业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从航空制造业规模维度、结构维度和效率维度三个方面共选取六个指标构建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为各项指标赋权（表1），并通过综合评分来表示各地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
表1 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指标体系
2.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度量方式如下。
金融规模（Finscale）是由Goldsmith最早提出的同金融相关率的指标度量，用金融资产余额与经济活动总量之比表示。我国学者多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替代金融资产余额，即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 GDP 的份额表现金融规模。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通过银行存贷款余额不能概括证券与保险行业的规模。本文参考任碧云（2019）等学者的研究，选用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金融规模。
金融结构（Find）是指组成金融系统的各类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的分布比例、性质、相对规模和相互关系，通常用比例关系来描述。结合前文理论分析，本文选取股票市场市值与GDP之比作为金融结构的代理指标，该指标值越大，代表该地区金融结构更偏向市场主导型，反之则更接近银行主导型。
金融效率（Fineff）可以反映金融部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包括宏观层面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以及微观层面金融产业本身的投入产出比率。本文参考相关学者研究，选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储蓄余额之比代表金融在宏观层面的运行效率，该比值越高，意味着投资转化率越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也越高。
为整体考察金融发展三个维度对航空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可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并通过KMO和Bartlett检验，得出主成分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只有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且总方差解释率达78.93%，因此可确定为主成分。
表2 主成分分析法结果
3.控制变量
除了金融发展，本文还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作为可能影响航空制造业升级的因素：产业聚集（Cluster）有助于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集聚，促进行业内、不同行业间的生产资料相互流转，有助于加速航空制造业企业的升级，本文选取就业人数与行政区划面积之比表示；教育支出（Edu）即地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合理的教育支出结构有助于培养更多能够参与高端制造业工作的知识技术型人才，一定程度上反映航空制造业可以吸纳的人才数量及质量，本文以各地教育支出与财政总支出之比衡量；对外开放水平（Open）表示地区融入全球经济活动的程度，可能为航空制造业带来更广阔多样的资源以及更激烈的竞争，本文选取货物进出口总额占GDP的份额来测度。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2021年间航空制造业形成一定规模的18个省份为研究样本，缺失值则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民用航空工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和Wind数据库。
（三）模型设计
1.基准面板模型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假设，为了验证金融发展对航空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同时考虑产业聚集、教育支出、对外开放水平等控制变量的作用，本文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其中，i是省份，t是年份；α是截距项，ln AMPit为被解释变量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FDit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金融发展水平，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表示地区异质项，ε是随机误差项。
为了进一步解释金融发展三个维度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以下三个模型：
2.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为了进一步探讨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可能存在的阶段性或非线性影响，本文遵循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回归方法，其基本形式为：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qit为门槛变量，为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
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门槛模型（6）（7）（8）（9），以寻找金融发展及其各维度的边界值，FDit、ln Finscaleit、ln Findit和ln Fineffit分别为各个方程的门槛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
① 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
② 以金融规模为门槛变量：
③ 以金融结构为门槛变量：
④ 以金融效率为门槛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指标测算结果与分析
1.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测算
根据前文构建的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标体系，熵值法的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2008—2021年间，我国航空制造业升级总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广东省和四川省的航空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增长速度和绝对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广东省的航空制造业升级进程最为领先，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府政策支持，能够迅速汇集优质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资源，从而带动地区航空制造业的升级。陕西、北京、辽宁和江西保持稳定增长趋势，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其余省份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的差距较小，但远低于广东。其中，天津、河北和黑龙江等省（市）的指数出现波动，产业升级进入瓶颈期，表明我国各地航空制造业升级进程差距较大，部分省份发展缓慢，产业升级缺乏动力。
表3 航空制造业升级综合指数测算结果
2.金融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对金融发展三个指标的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一个主因子，结果如表4所示。总体来看，我国各省（市）的金融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但仍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第一梯队为北京和上海，其历年金融发展水平远超其他地区，2021年分别达到了4.63和3.45，位列全国第一、第二；第二梯队为东部省（市），2021年天津市、广东省、浙江省分别达到1.28、1.27和0.95，基本领先于中西部省（市）；第三梯队主要为中西部地区，如湖北、湖南、安徽等，2021年金融发展水平分别为-0.44、-1.18、-0.69，整体呈现出较为落后的状态。
表4 金融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二）基准回归分析
在基准回归前，为了避免面板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同质或异质的单位根导致的伪回归，本文对变量分别进行HT和IPS检验，结果显示一阶差分处理后的序列平稳，表明金融发展与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采用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结果显示两种检验方法均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而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间具有长期协整的关系，且可以用原序列继续进行回归。
经Hausman检验，模型（2）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其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并由表5显示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四种模型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四个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规模、结构维度系数显著为正，金融效率的系数显著为负：模型（2）显示金融规模对航空制造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验证了假设H1（a）；模型（3）显示金融结构系数为正数，验证了假设H2（a）；模型（4）的结果表明，金融效率未对航空制造业升级起到正向作用，验证假设H3（b）。
表5 基准回归
进一步分析比较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航空制造业升级，其中金融规模是主要影响因素。金融规模每增长1%，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将提升0.434%–0.449%，说明金融“量”的扩张成为航空制造业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随着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张，金融系统能够聚集更多的资本，有助于设计多样的金融工具与高效的风险管理体制，从而有效引导信贷资金流入航空制造业。金融结构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结构每增长1%，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会提高0.156%–0.164%，说明越偏向直接融资的金融结构对航空制造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原因可能是因为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新三板、创业板的审核机制与监管制度逐渐完善，为航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较匹配的上市渠道，形成推动民用航空制造企业上市的动力，从而有效分散风险。
金融效率系数显著为负，每提升1%，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下降0.209%–0.213%，是航空制造业升级的负向因子。这是因为我国目前的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货币资金需要通过银行信用机制流入实体经济，由大银行形成对大部分金融资本的绝对控制，拥有资本配置的话语权。银行偏向将资金借给管理制度完善的大企业，因为它们一般都具有完整的财务报告、信用记录以及大量可评估价值的抵押物，而较少投资给进行高风险技术创新活动却缺乏信息优势的中小企业，这种金融机构资金配置的短视行为，导致大企业过度融资，大规模企业融资过剩，压缩航空制造业信贷资源，阻碍了产业升级。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分析控制变量，产业聚集系数显著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产业聚集能有效聚集航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中的重要资源，促进产业升级。教育支出与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正相关却不显著，说明教育支出的提高可能有利于区域航空制造业人力资本的累积，但不能显著引导知识技术型人才进入航空制造业领域；对外开放水平的系数为-0.005，且尚不显著，说明现阶段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未直接促进我国航空制造业加深国际学习与合作，甚至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参考部分学者用劳动生产率衡量产业的发展水平的做法，本文用工业总产值与从业人员人数之比的对数代替模型（1）至模型（4）中的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金融发展、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变量系数依然显著，且与基准回归方向一致，表明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稳定性。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门槛回归分析
1.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Bootstrap自举法对FD、lnFinscale、lnFind、lnFineff三个变量反复抽样300次来检验门槛效应，并求出相应的门槛值。由表7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可知，金融发展、金融规模以及金融结构均通过单一门槛的显著性检验，但双重门槛均未通过，验证了假设H1（c）和H2（c）；而金融效率未通过门槛效应检验，故拒绝了假设H3（c）。其中，金融发展的门槛值为0.2042，金融规模的门槛值为-2.3408，金融结构的门槛值为1.5415。
表7 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
2.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本文分别以金融发展、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变量为门槛，对模型（6）（7）（8）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分析列1发现，当金融发展指标低于0.2042，其对航空制造业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0.520；超过0.2042，影响不显著，说明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积极作用减弱。分析列2发现，金融规模小于-2.3408时，对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0.569；规模超过1.4008，系数升至0.839，显著性不变，表明金融规模扩大强化了对航空制造业的正向影响。从列3来看，随着金融结构指标的提升，金融结构由积极因素转为消极因素：金融结构低于1.5415时，其系数值为正，高于1.5415时其系数值为负。综合来看，金融规模是驱动航空制造业升级的主要维度，但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金融结构逐渐转变为证券投资型，不能持续发挥积极作用，原因可能是由于直接融资市场还未发展成熟，易受到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且具有较强的逐利投机行为。偏向市场导向的金融结构，银行信贷的功能相对较弱，过于依赖金融市场将会使聚集的资金更多地流入能获取短期收益的行业，无法发挥资金聚集和投资导向机制的作用，甚至抑制航空制造业升级。因此，仅依靠“量”的发展无法长久、稳定地发挥金融体系的作用，需要更加注重金融结构和效率维度的契合。
表8 门槛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发展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金融发展和航空制造业升级的相关文献，利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测算出航空制造业升级指数和金融发展水平，并采用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对测算结果进行回归，检验2008—2021年间18个省（市）金融发展及各维度对航空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航空制造业升级，但这种影响存在单一门槛，且边际效应随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降低；第二，金融规模能有效促进航空制造业升级，且提振作用跨过单一门槛后增大；第三，金融结构有助于航空制造业升级，但存在单一门槛的非线性影响，高于门槛值呈现负向影响。第四，金融效率是显著的负向因子。这是因为即使金融效率较高，但在相同的利率水平下，银行等金融中介更重视航空制造业的高风险特性，金融资本可能更多的流向风险低但收益稳定的传统行业。而由于缺乏契合航空制造业特点的金融产业和风险管理工具，银行可能会提高贷款门槛以降低潜在的信用损失，甚至增加航空制造业企业的财务负担。此外，金融规模扩张可能使得金融资源被过度挤占，导致金融结构失衡和金融效率失灵问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航空制造业的升级。
（二）发展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发挥金融规模的正向作用，扩大航空制造业的投资主体和融资来源。持续引入各类投资机构，以合理的制度与法律设计，打造吸引保险、证券、融资租赁等金融机构进入的金融平台。同时，发展航空产业投资基金与风险投资基金以有效扩大资本总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发挥风险投资配置的功能，让资本流入产业升级短板、“卡脖子”领域的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项目。
第二，优化金融结构，拓宽航空制造业融资方式。在间接融资方面，由于航空制造业企业发展初期债务融资难度较大，需要加大地区政策性银行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发展阶段和特点，制定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在直接融资方面，针对我国航空制造企业的直接融资占比小、资产证券化水平偏低的现状，应适当放低航空制造企业发行债券或公开上市的门槛，优化审批程序，鼓励各航空制造企业集中优质资产，提升资产证券化水平。
第三，完善金融服务，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应完善信用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增强银行对航空制造企业的商业信贷支持，推动金融机构对科研创新等关键企业活动的投入；建立和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使利率更加真实地反映市场供需关系，允许市场力量在利率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引导金融资源向有生产潜力的航空制造业流动，支持其技术创新和产能扩张。
第四，促进金融创新，探索适合航空制造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金融机构可以从产业链的视角出发，针对航空制造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创新信贷产品，实现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有机结合，高效发挥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作用，助力航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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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21年度天津市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民航特色的经济与金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CIE210155）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丁勇系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郭文佳系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Upgrading of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ing Yong Guo Wenjia
Abstract: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a representative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is not only a symbol of the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but also a key force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strong financial support. Finance as the core of modern economy, its development level and efficiency directly affects the formation, configu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dustrial capital, which in turn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upgrading process of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and commenting on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aviation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ses the panel data of 18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21 to carry out panel regression and threshold regression, empirically tests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and analyzes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determines the key focus and weaknesses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aviation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ults.
Keyword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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